虽然已将一些人从酒精的麻醉中解救出来，但“呱嗒”认为，他们的工作只是权宜之计，只有加快灾后重建工作，让灾民尽快重返家园，才能从根本上组织酒精依赖症在灾民中蔓延。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已过去34个月，从灾区疏散的人仍然无法回家。据英国《卫报》报道，最近，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发布了一份报告，敦促政府撤销让灾民重返家园的承诺。
这是日本官方首次承认，从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疏散的居民可能永远无法返回家园。
“我心里清楚，我们再也不能住在这里了。”
每个月，74岁的渡边裕子都会回到靠近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家，在废弃已久的房子里待上几小时。回家的必备物品除了口罩，还有挂在脖子上的两个测量辐射的设备。
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和海啸摧毁了8公里之外的核电站，渡边裕子和家人被迫远离家园。两年多过去了，被疏散的居民仍然无法回家。
但渡边裕子常常冒着遭受核辐射的危险回家，清除院子里茂盛的杂草。她想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没有放弃家园。
渡边和丈夫从一小时车程之外的郡山市而来，那里是她们受灾后的居住地。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渡边说：“我心里清楚，我们再也不能住在这里了。不过这样做让我们的生活有了目标，仍然觉得这里是我们的家。”
和渡边不同，71岁的斋藤博相信，总有一天，自己能重返家园。
今年9月，斋藤博带着68岁的妻子光枝和两个子女，戴着口罩，穿着连体工作服，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回到核电站附近的家中劳作，清除污染物。
“我最小的孙子从未回过老家。”斋藤博说。2011年核泄漏事故发生后，他和家人搬到20公里外的相马市，他的小孙子在那里出生。如今，被遗弃的家园辐射强度是灾难发生前的数倍，显然不适合居住。
对斋藤博一家的努力，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评论或许会让许多灾民沮丧：清除污染物的工作既繁重又耗资不菲，而且“笃定不会成功”。
从受灾最严重地区疏散的16万名灾民有家难回。他们早已开始了新生活，却仍然渴望政府兑现承诺——政府曾经许诺，他们总有一天可以回家。
最近，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发布的一份报告，像一盆凉水，把灾民浇了个透心凉。这份报告敦促政府撤销让灾民重返家园的承诺。
这是日本官方首次承认，从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疏散的居民可能永远无法返回家园。
2011年12月，按照辐射强度的高低，日本政府将受灾区域分为若干等级，辐射轻微的是“可以回去但不能过夜”的区域，最严重的是“至少5年内不得进入”的区域，这些地方的辐射量超过每年50毫西弗。加拿大《环球邮报》认为，这些地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只是没有哪位日本官员公开承认。
日本政府选定了11个区域开展净化工作，但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如今，日本政府只好承认，在2014年3月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无法完成净化任务。
“迟早会有人在某一时刻向民众表示‘这个区域再也不适合居住了’，这很让人遗憾，我们要尽量弥补损失。”自民党总干事石破茂说。
因核泄漏被疏散的居民对政府的这一转变非常气愤。原本住在福岛县双叶郡大熊町、71岁的寿隆柿沼对日本《朝日新闻》报说：“政府早该向公众说明哪些区域无法返回，并尽快拿出在别处重建家园的方案。”
早在两年前，寿隆柿沼等大熊町的居民就放弃了重返家园的希望，因为大熊町的辐射剂量在每年50毫西弗以上，短期内不可能降至宜居的水平。
清除核污染物的效果饱受质疑
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日前发表的这份报告，在表示灾民回家无望的同时，呼吁政府划拨更多资金，帮助灾民在疏散地安家，推进清除核污染物的工作，“使受辐射不严重的社区、学校和其他公共区域的辐射量降低”。
这份报告称，日本政府将继续筹措资金，用于灾民安置和清污。新的筹资计划将使救灾总花费达到8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清理受损核反应堆的费用。
在福岛县南相马市，清除核污染物是少数几个呈增长态势的行业。该市成立了常设办公室协调这项工作，今年的预算为2。3亿美元。从去年9月起，一支由650人组成的清理队伍在学校、社区、农田和街道上展开清污工作。到今年年底，这支队伍将有近千位成员。
投入如此多的人力和财力，清污的效果如何？
据日本政府估计，福岛县大多数地区的辐射强度已降至灾难发生之初的40%。这一说法饱受质疑。批评人士指出，官方发布的辐射指数总是低于检测设备给出的数字，这是政府在误导民众。
“他们把辐射监测柱底下的土挖走，换上一些干净的沙子，浇上混凝土，还在上面放一个金属盘，最后把监视柱放在上面，”福岛县相马郡饭馆村村民伊藤信吉说，“这么做能隔绝来自地面的辐射，但政府部门没有对这种错误做法采取任何措施。”当地官员却信誓旦旦地表示：“土地检测证实，我们有能力把辐射强度降至每年5毫西弗，这是我们的目标。”
除了效果存疑，清污工作还面临一个难题：存放核污染物。
很多污染物被露天存放，仅用蓝色防水帆布遮盖，有些污染物存放地靠近学校和住宅。
清理队用了10天清洗伊藤信吉家的房顶，移走了他家田里5厘米厚的土层，这让田里的辐射强度降至每小时1。5微西弗（1微西弗=0。001毫西弗）。不过，他家房后几米外有一棵树没有清理，导致他家的辐射强度为每小时2。1微西弗。
伊藤信吉说，这棵树不是他的财产，“除非征得主人同意，砍掉这棵树，否则之前的努力都是无用功”。
回家无望，灾民患上
酒精依赖症
核泄漏发生前，渡边裕子居住的福岛县双叶郡浪江町，是个拥有两万人口、生活节奏缓慢的小城。如今，这里成了“鬼城”，街道上空空荡荡，遍布垃圾和野草。
浪江町的很多居民住在狭小的临时板房里，每月领取微薄的赔偿金。一些被疏散到外地的居民像渡边裕子那样定期回家看看，每次回来，收获的往往是痛苦和害怕。一次，渡边裕子回到久违的家，发现一头野猪在院子里横行。还有一次，她发现丈夫的汽车经销店被抢了。
渡边裕子的小儿子搬到了东京市郊，不想再和浪江町有一点儿关系。
长期在临时住房中生活的灾民看不到希望，一些人借酒浇愁，患上了酒精依赖症。
日本东北医院院长石川达长期从事酒精依赖症的治疗工作。他对日本广播协会（NHK）说，2010年，他的医院平均每月有23。8名病人被确诊患有酒精依赖症，但在核泄漏发生后的2012年，平均每月有28。7人被确诊患有酒精依赖症。
“人们在灾难中失去了财产和亲人，觉得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便用酒精麻醉自己。”石川说，“可能有更多的人患上酒精依赖症。”
为了预防酒精依赖症的蔓延，日本志愿者成立了公益组织“呱嗒”，定期组织酗酒者参加交流会，相互倾诉，控制喝酒的欲望。
虽然已将一些人从酒精的麻醉中解救出来，但“呱嗒”认为，他们的工作只是权宜之计，只有加快灾后重建工作，让灾民尽快重返家园，才能从根本上阻止酒精依赖症在灾民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