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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的非常生存道

幸运儿

如今已经89岁的侯恺,是荣宝斋公私合营后的第一任经理,他也是荣宝斋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经理,一直到1985年离休。

头30年,荣宝斋经历了诸多变数。

画家米景扬1956年进入荣宝斋工作,从学徒做起,一直做到荣宝斋的副总经理,1998年退休。米景扬特别感谢自己的荣宝斋岁月。即使是在最打击文化单位和知识分子的“反右”和“文革”期间,荣宝斋一直拥有相对宁静的日子。这段日子,成就了他。

1957年春夏间,全国先是搞大鸣大放,接着便风向一转,开始“反右派”斗争。当时正在荣宝斋编辑室工作的米景扬记得很清楚,许多书画家如王雪涛、徐燕孙、汪慎生、启功……都被迅速地打成“右派”,他们工作和生活也迅速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他们的周遭也是人心惶惶。

但拥有董寿平等诸多书画家的荣宝斋,却一个“右派”都没有。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荣宝斋接下了为北京的十大建筑的美化和布置任务。最著名的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大型壁画《江山如此多娇》。1959年,荣宝斋又代表中国参加联邦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木版水印展厅获得综合金奖。

“文革”爆发后不久,北京城几乎其他所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东西,所有认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相符合的东西,都被视为“四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摧毁和破坏:皇家园林、寺庙、孔庙、文化遗迹……

荣宝斋再次幸运。一开始,荣宝斋就被红卫兵定为要首先砸掉的“黑画店”,但荣宝斋实际上并没受到冲击,荣宝斋价值连城的资料室、收藏的历代书画、文房四宝都完好无损。

1974年,横扫中国美术界的“黑画事件”爆发,丰子恺、林风眠、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黄胄、叶浅予、张乐平、潘天寿、傅抱石、蔡若虹、华君武、罗工柳、张仃……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批判,甚至连在1957年就去世的齐白石,也成了主要的笔伐对象。

荣宝斋是这些画家和他们作品经常出入的地方。它不但没有受到冲击,还能时不时地接济自己的一些老友们。

绝境

侯恺并不觉得荣宝斋是个幸运儿,他坦率地告诉记者,自己走马上任初期,就把刚刚公私合营的荣宝斋新记带入绝境。

侯恺出生于山西左权县,15岁就投身抗日烽火,后来考入解放区的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美术,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家出版总署牵头成立了木印科,任科长。

荣宝斋最知名的技艺是木板水印,在决定公私合营后,算是行内人的侯恺被委派为总经理。

荣宝斋的前身是成立于1672年的松竹斋南纸店——北京琉璃厂一家靠卖各类纸张等文房四宝为生的店子。因为宣纸、徽墨、端砚、湖笔等文房四宝都产于南方,人们习惯把经销这类东西的商店叫南纸店。从松竹斋时期,它的木版刻印技艺就非常有名。乾隆年间,松竹斋到达鼎盛时期,内廷官文用纸、朝廷的考试用纸都专门由松竹斋提供。

1894年,松竹斋改名为荣宝斋。

荣宝斋虽然后来经营有方,一跃成为琉璃厂最大的南纸店。鲁迅、郑振铎委托荣宝斋用木版水印印制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更是让荣宝斋声名远播。

不过,战争毁掉了一切。内战开始后,在琉璃厂经营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店纷纷倒闭关张,到了1948年初,已经寥寥无几。荣宝斋从1947年开始就开始开不出年终红利,到了1949年已经负债累累,山穷水尽了。

1950年公私合营时,侯恺盘点了荣宝斋的家底:“存货纯属旧存滞销的陈底货,连破痰盂烂板凳都带上,总共折合现币也不到八千元。”

不仅如此,侯恺对荣宝斋原有的那一套很不感冒,无论是经营的书画文玩,还是店堂的布置,他都觉得别扭,“太不革命”了。

于是,他动员职工重新布置当时的门市:在柜台的一端摆上列宁的半身石膏像,另一端则放上毛主席像;在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由他亲自绘制的马、恩、列、斯、毛和高尔基、鲁迅的头像;原先门市的墙上挂满了名人字画,以齐白石的花卉为多,他要求全部换上领袖像、连环画和新画册。

对于柜台和橱子里摆放的书画、文房四宝等物品,侯恺也不高兴:“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于是,廉价的文化用品、文具、新年画、人民画报、苏联画报、连环画、小人书取代了老古董。荣宝斋看上去一派新气象。

侯恺认为,新记当然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经营的项目要和人们生活实际需要相符合。过去那些诗笺信笺、条屏字画,工农大众根本不欣赏,也因价格昂贵欣赏不起,对新民主主义教育起不到任何作用,不应该再经营。

令侯恺始料未及的是,荣宝斋新记却没能因此新生:小人书到了孩子们手里要么很快就成为一堆烂纸,要么大量丢失,其他很多“新”商品也丢失严重;新记不再有任何经营特点和优势,员工的特长和优势也施展不出来,怨声载道,经济上进一步陷入困顿。

到后来,荣宝斋新记连员工日常伙食都无法保证,只得采取集体伙食制。大家每天都只能吃着一点切面条和一锅小米饭度日,连烧饭的煤都只能一块两块地买。

其实,新记开张那天,侯恺已经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一些文化人慕名到荣宝斋参观。多数人对荣宝斋经营的内容都不太满意。老舍就对陪同参观的侯恺说:“我看这不像个文化老店,很像个杂货铺,就缺油盐酱醋茶了。”

老舍这番不冷不热的话,让侯恺脸直发烧。员工背地里开始说一腔革命热情的侯恺,就是个“山沟里爬出的土包子,什么都不懂”。

侯恺开始对自己的经营方针和内容产生了怀疑。下班之后,他经常带着一身的疲惫,跑到冷清的天坛祈年殿前的石板甬道上躺着,望着天冥思苦想。华君武等朋友们知道他的这一窘相之后,戏称天坛前的甬道石板为“侯恺发愁处”。

侯恺描述28岁的自己,成天面容憔悴,头发也愁成花白,俨然一个老气横秋的小老头。

远离群众的好处

革命军人出身的侯恺,不允许进入新社会的荣宝斋在自己手里垮掉。

侯恺当时的搭档是私方派出的代表、副经理王仁山。王仁山从1926年就是荣宝斋的掌柜。在王仁山手下,荣宝斋曾经非常辉煌,拥有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多家分号。

在和王仁山多次交流后,侯恺决定放弃自己那套经营理念。他意识到,要想让荣宝斋继续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学习荣宝斋过去的经营理念,继承、保留、发扬民族传统文化。

分管荣宝斋的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萨空了也认同侯恺的办店方针——保留、继承、发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木版水印技法,复制富有民族风格的书画,同时经营一些历代书画艺术品,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增进国际文化交流。

想通之后,看到进价只有几块甚至几十块的字画被卖到几千几万块时,侯恺也变得十分坦然了。这不是投机倒把,价格是国家定的,卖画的收入绝大部分都是要上交国库的,荣宝斋这就是在为工农大众服务,只不过这种服务是间接的。

从建国初期,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来荣宝斋买木版水印和字画、文房四宝的,以外国人和国内的高级知识分子、领导人居多。普通老百姓很少踏足。侯恺感叹:“普通老百姓,能吃饱饭就不错了,谁有闲情雅致到你这里来买什么画哟。”

那时候,很多人都已经淡忘了西琉璃厂的荣宝斋,连自小爱画的米景扬也只是在1954年初冬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才知道荣宝斋这个名字。

普通人对荣宝斋的不太关注,也成全了它。

保护者

“文革”开始后,“军宣队”入住荣宝斋,荣宝斋被迫改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1971年,“军宣队”干脆宣布撤销荣宝斋。

很快,总理周恩来在当年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到了荣宝斋,他建议将其保留下来。

在周恩来看来,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是一门很好的技术,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力。他还曾对有关人士表示,荣宝斋给毛主席印制的送给外国元首的贺年片很好,主席很满意。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很清楚荣宝斋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价值。1952年,由新中国召集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性的大型会议——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举办。在这次会议中,荣宝斋被指定为与会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及工作人员制作包括《十竹斋笺谱》、《齐白石画集》、《中国剪纸》、《敦煌壁画选》等木版水印的礼物。

荣宝斋准备的礼物,果然受到外国友人的高度评价和热情追捧。

从此,荣宝斋成为指定的“涉外单位”,前来参观和购物的外宾和海外华人络绎不绝。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出版物也开始出口。

一些高级官员对字画的喜爱,也帮助了荣宝斋保全自己。

侯恺在任的时候,荣宝斋晚上也必须要开门,因为很多领导人下了班之后,就喜欢跑到荣宝斋来。像邓拓,只要有空,晚上下班,也必然要到荣宝斋“报到”,又是写字,又是赏画,经常一待就到半夜。

有一次,荣宝斋收购了一幅清代画家杨涵的《竹子》,但对杨涵这个人,负责收购的人了解并不多。康生知道后,专门来荣宝斋看了画。回去后,他亲自为杨涵写了个小传,又上门交给了荣宝斋。

高级官员对荣宝斋字画古玩的喜爱,也让荣宝斋人腰杆子硬了不少。

“反右”时,侯恺压根就不理那些来抓“右派”的人,“我做党政一把手这么多年,自己单位的情况还不了解?没有就没有!”

“文革”时,荣宝斋被批不为工农兵服务,一个工人站出来反驳,伟大领袖毛主席用的信封、信纸以及送给外国元首的贺年卡就是荣宝斋印的,为毛主席服务难道不是为工农兵服务?

“绝大多数人都经历了解放前的风雨飘摇,好不容易有个安稳的环境,能静下心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谁愿意乱呢?”侯恺说。

“文革”结束后,荣宝斋“到底该为谁服务”的命题彻底消失了。这个经营古玩字画的老店,抛掉了一切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