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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几件事

当年中国要造第一代卫星,孙家栋先生1967年分去,1970年就要发射,他说“绝对来不及”。

这时候“文革”已经开始,连生产元器件都不知该去找谁,“单位领导刚接受任务,单位已经散了”。

他说,行吧,咱把汽车改平板车吧,“就像长春汽车厂那时候最重要的是把底盘做出来,发动机装上,有方向盘,最多旁边安个框框,这个大卡车就开出去了”。

这卫星的任务就是一定要飞上去,里面的科学探测仪器都没有装。关键还有一点是必须能让地上的人看见才行。

那么大老远可怎么看啊,后来只能在卫星上装了个闪闪发光的大气球“套在三级火箭上,三级火箭跟卫星速度是一样的,只是分离以后在后面跟着,气球做成3米的,3米的发射的时候把它压扁了,压扁了它就不影响直径,上天以后拿气瓶吹起来,那个气球也抛光”。

但最难的事儿还在后头,就是卫星上要装毛主席像章。

孙先生说:“因为卫星里不是有很多仪器吗,仪器平常都戴着像章,毛主席大像章,有时候戴得很多,表示对毛主席尊敬和忠诚。”

我问:“多大?”

他说:“大大小小不一样,甚至整个仪器面板顶上都做,都是专做的,做得很大,这样的话影响重量。”

到发射前,他实在绷不住了,一夜没睡,狠下心去找周恩来总理汇报。“因为这么大的事情,整不好上天以后质量出了问题,那是天大的事情。”

“他怎么反应呢?”

“当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室,他说这是我们人民大会堂,所有的会议室政治空气都非常严肃的,绝对不会把毛主席像章或者是毛主席语录随便挂一挂,我相信你们的产品也能考虑这个问题。”

这样回去才拿了下来。

他一生难忘1974年,说起来仍然泪光闪闪。

“那阵在昌平,也就离火箭100米左右,挖个很深的地下室,地下室为了防爆,是个球形建筑,很厚很厚的,快发射以前它有个钢门,那个钢门也都关上,只有指挥员有个潜水艇那种潜望镜,往上一推,上面出来一点就看一点。”

发射完有二十多秒,指挥员一个人看着潜望镜,他们只能看着指挥员,“不一会他就有表情了,好像是有点坏了”。

来不及张口问,就听“咣”一下,地下室里震得受不了,等门开了,往外一跑,“一看见的时候,简直是一片火海,那个心情简直是,大冬天,脑袋里好像完全空虚了”。

三天三夜,所有的人都在大沙漠里一块一块找,“螺丝钉也好,小线头也好,冰天雪地,11月底了,你想想大沙漠里头大家一点点扒,把所有的一块小铜板、一根小线头,都收集起来。回来以后大家在一块认账,说这一块小钢板是我的,线头是你的。”

最后找着了,是控制系统的一个导线受震断了造成的。

有几次他差点昏过去了。

其中一次是因为卫星上天后出事了——太阳能电池快烧坏了。

他现在说起来直笑,“因为搞能源系统的人,是第一次参加设计太阳能电池,非常认真,想尽一切办法满足用户的要求,他尽量选他家里最好的太阳能电池,在这个面积里头给你输出的电量远远比他答应的高很多”。

而且人家为了不贪功,也没向他们交底,脸上都是一副“绝对保证你够用”的慷慨神色。

等卫星上天以后,太阳一照,就发现电量发得比原来多得多,原来它那个电池在基数设计的时候规定最多不能超过30度。

他眼看着电池温度一直升到五六十度——蓄电池一烧坏,整个能源系统就完了。

他想了一个主意——调一下卫星,让它偏一偏位置,就照不了那么多太阳了,温度就低了。但是卫星调整和太阳的角度有个极限,相当于卫星有一个眼睛专门看太阳,假如说超过了以后,人家眼睛看不见太阳了,回过头再找太阳找不着这麻烦也大了。

“所以这里头就有个决策的问题,你是怕丢了卫星呢,还是怕把太阳能电池烧坏?”已经没时间开什么会,来不及向上汇报了,他当即决定先调卫星。

执行的人员拿了张白纸,上面写“孙家栋要求把卫星调五度”。

他在底下签了自己的名字。

孙先生是嫦娥工程的牵头人之一,81岁了,说完几个事故,他说不要因为嫦娥二号的成功引发盲目深空探测热。

他说现在提的方案都很多,“有的主张上月球,有的主张上火星,还有人认为是不是咱们飞得更远一些。”

他理解这样的热情和想象力,但他说什么都必须把基础做好。

我说有人会觉得现在有钱,只把火箭往大里做不就成了吗?

他说当年就是因为这个理念吃了大亏,“我们一批大学生来了上千人,热情很高,给领导提建议,我可以搞什么样的,搞更大的,干完以后一发射,二十几秒就掉下来,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太没有经验了,所有系统和系统之间互相的关系没整清楚。我把发动机可能研究得比较清楚了,搞控制系统的、搞箭体怎么回事,都整清楚了,但这些东西互相间的关系没整透。所以个别地方都改一点,一改完以后,互相间的关系失去平衡,一上天就出现了问题。”

“任何东西,”他说,“不符合你自己能力水平一下把这个步子跨大了,中间有很多经验你不知道,这一步一定要花学费的,学费花了,你也没买着经验,相反得等回过头来再从小步走,完了再一步一步发展。”

他引了一句话,是当年失败后他的前辈对他说的,一句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话,却常常付出巨大代价才懂,“学写字,要先老老实实学正楷,正楷学好了以后,你再学行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