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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丞相不同命

亚夫是西汉名将周勃的次子。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官二代之类。他最终能如父亲一样拜相,首先是少不了用父亲的威名铺路。只是,周亚夫能最终入阁拜相,却又不是周勃可以预留的。周亚夫靠的什么?当然和他父亲一样,靠的是战功。

那年,周亚夫任河内太守,执管细柳大营。文帝前来巡视,竟被他的守卫挡在了塞外。

理由: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诏令。文帝无奈,只得按程序办事,派使者拿符节通报,周亚夫这才打开寨门。到了军中大帐前,他居然不行跪拜之礼,只行拱手之节。理由:甲胄之士不拜,只能以军中之礼相见。周亚夫如此固执刻板,无疑存“冒犯”之嫌,但意想不到的是,他却从此以治军严明的形象进入了文帝的法眼。此事不久,他开始仕途高走,擢升为中尉。此中尉不是如今的连长、排长,而是掌管京城兵权的最高官员。此职非器重不可封赏,因为把拱师京都之权交出去,就意味着皇上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附带其中了。不仅如此,直至驾崩之时,文帝还念念不忘地告诫太子:国有危难,周亚夫可当领重任!

汉景帝继位后,作为资深的军事将领,周亚夫虽愈发变得固执任性,但他也没有辜负文帝所托。汉景帝三年,七国之乱暴发,已迁升为太尉的周亚夫奉旨领兵平叛。这时叛军正猛打梁国,随时有攻陷之虞,他不去救援,却主张绕道而行,先断绝叛军粮道,才伺机决战。不管梁王如何哀求,他就是按兵不动。不过,战局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发展,短短三个月,叛军就灰飞烟灭了。周亚夫功不可没,班师回朝不久,就被景帝任命做了丞相。

遥想当年,其父周勃亦是如此。吕雉死后,吕氏兄弟意欲政变,刘氏家族风雨飘摇。此刻,身为太尉的周勃挺身而出,拥立文帝,匡扶皇室,为大汉香火延续立下头功。此后,也坐上了丞相宝座。不过,此公因不善言辞,不久就被迫辞职,解甲归田了。一个习惯用力量与对手较量的将军,一旦变换战场,失去强项,失败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有趣的是,不管在战场上,还是在朝堂上,周亚夫似乎永远是强势的。因为他像他父亲一样骁勇善战,却不像他父亲那样木讷寡言。但是,他依旧没有逃脱父亲一样的命运。

三件事最终使景帝被迫与他疏远。一是景帝要废太子,群臣哑然,他却高声反对,让景帝备受煎熬;二是窦太后想封皇后兄长为侯,他却对景帝说,高祖遗训,非刘姓不能封王,没功劳不能封侯。又让景帝哑口无言;三是匈奴有将军归顺汉朝,景帝高兴,欲行大赏,他再唱对台戏:如果把这些背叛国家的人封侯,那我们以后如何处罚那些不守节的大臣?再让景帝陷入尴尬。如此这般,姑且不说对错是非,但他由此既得罪了太后,又顶撞了皇上,不失宠才是怪事。可是,周亚夫不甘心失落,以托病辞职之举,欲逼皇上让步。哪知此举正中景帝下怀,一纸诏文下来,他就和他父亲周勃当年一样,成了一个赋闲之人。

有人说,周勃权力旁落,是笨嘴拙舌所致;而周亚夫失宠,则是话说得太多。两个极端,却是殊途同归。其实这是表象。大汉王朝是刘氏天下,岂容得他人恣意妄为?即使功劳再高,也不过是刘氏家族的一枚棋子。棋子一旦成了障碍,清道正源那就成了本分。

周亚夫下野之后,景帝曾在宫中设过一次没有筷子的“怪宴”。所请之人,对此皆无异议,唯周亚夫不爽。景帝笑着说:莫非这不能让你满意?他羞愤不已,竟起身扬长而去。景帝只得叹息一声:这种人怎么能辅佐少主呢?其实,那时的皇上已龙体染疾,他不过是用此招在试探周亚夫的性情。如此一试,他岂敢托孤呢?当然,周亚夫的厄运也就无法止步了。

此后不久,其子见周亚夫老迈,就私自买下五百甲盾,以备去世发丧之用。不料有人向朝廷告发,周亚夫因此下狱。冤枉是肯定的,但他有嘴难辩了,因为审讯他的廷尉说:你不在地上叛乱,恐怕也要到地下谋反。周亚夫不明白也想不通透,他一生光明磊落,服务帝国,效忠皇上,为何还要忍受如此屈辱?想不通就绝食,五天之后,竟吐血而亡。

在生死问题上,周亚夫和他的父亲情形有别。当年周勃下狱也与谋反有关。他辞去丞相后回到封地,总感到心惊肉跳,见有官员巡视,就会穿上铠甲。全副武装,必有异心。只是,周勃进了监狱后,却没有和儿子一样求死,他散尽千金,让狱吏给他指了条生路。周勃最终得以善终,出狱后他发出了一声感慨:我曾率领百万大军,怎么知道狱吏的尊贵!

周勃最终算是活明白了,可悲的是,他一心求死的儿子至死也不知道为什么!

周亚夫能征善战,不让其父;周亚夫能说会道,超越其父。但他的人生之戏的黯淡谢幕,又不得不说,政治上他只能算是一个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