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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不说北京话

中国方言众多,如果用方言交流,简直是鸡同鸭讲。在清代,国家没有推广普通话,怎么办?不急,虽然没有普通话,却有全国通用的官话。政府官员一般都讲官话。只是古代通讯交通均不发达,也没有广播电视,人们很少有学习通用语言的渠道,因此,各地方言的存在异常顽固,口音也非常浓重,所谓“十里不同音”,隔着一座山可能彼此说话就无法听懂了。各地方言口音各异,便会导致沟通交流不便,还会闹出诸多误会,甚至会影响到升学当官。

康熙不说北京话

人们熟悉的康熙皇帝,是一个高大威猛、极富才能的帝王,大家根本想不到,真实的康熙,讲起话来跟赵本山一样,操东北口音。

清军入关十年后,康熙帝在北京出生,此时康熙帝的周围,也就是宫廷内都是说满语的。这些人全部是从辽宁迁移过来的,虽然满语不完全等同于东北话,但相似度非常高。而北京话在此时还没有真正形成,或是还没有真正产生影响力。可以想象,康熙帝的东北口音绝对比张学良还浓重。

康熙帝的祖籍在如今辽宁省新宾县,这个地方属于抚顺,距离赵本山的老家铁岭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康熙帝的口音不一定与赵本山相同,但相似度至少会在一半以上。从康熙帝批阅的奏折上也可看出一二,如“专治疟疾……连吃两服,可以出根”,“可以出根”实为“可以除根”,而东北话讲“除”就是“出”;比如“解京又费一凡事,不如存库……”,这其中“费一凡事”,实为“费一番事”,用东北话讲“番”正是“凡”。

后来,随着满汉语言的快速融合,以及汉臣的大幅增加,此时在民间形成的北京话才慢慢成为宫廷中的主要语言。但康熙帝年事已高,毕竟又是皇帝,不可能再学北京话。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最经典的一个情节就是康熙晚年训斥大臣,如果康熙满口东北话指点江山,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很搞笑?

柳宗元审案要靠翻译

自古以来,中国官场便有一种不得在籍贯、出生地为官的规定。此种规定也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古代官员与当地百姓常常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广西柳州做刺史时,对此就颇有感叹。他在《柳州峒氓》中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他在柳州时,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打交道,以致“愁向公庭问重译”,重译即翻译,柳宗元为了正常开展工作,不得不在办公室内设立翻译一职。

不仅柳宗元无法听懂当地方言,当地人也听不懂柳宗元讲话。柳宗元到了柳州,就如同身处异国他乡,如果没有翻译,根本无法与当地人对话。说话用翻译,效率便大减。有时柳宗元审个案子,本来只需一个时辰,翻译来回翻译之下,就得审一天。

说起来,柳宗元的老家本是山西运城,而他本人则是出生在京城长安,并长期在长安学习、工作。可以看出,柳宗元既懂山西话,又会当时的官话。按说,柳宗元的普通话应该很标准,顶多有些山西口音而已。但广西那时属烟瘴之地,极其封闭落后,很多少数民族连汉字都不认识,语言不通,用文字也无法沟通,搞得柳宗元常常抓耳挠腮,以头撞墙,异常郁闷。

曾国藩方言斥责咸丰帝

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大清国的贡献可谓杠杠的。无论是谋略、学问,还是治军,或是做人,曾国藩都堪称“杰出典范”。但老曾的湖南口音过于浓重,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领导讲话听不清,又不敢多问,但不搞懂又恐办事有误,麻烦更大,经常备受煎熬。

李鸿章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弟子,二人也无话不谈。有时谈话间,老曾说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鸿章不明白,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来,“冒得卵味”是湘乡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没意思”。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湘乡话在中国方言里极其难懂,甚至难过潮汕话和闽南话。他一直到23岁都没离开过湖南,可见他的口音会有多重。吃辣椒的饮食习惯也造就了曾国藩敢言的性格。洪秀全起事后,曾国藩大胆上书咸丰皇帝,对年轻的咸丰帝不是批评就是抨击。为了达到情真意切的效果,老曾不仅写奏折,还要在上朝时说给咸丰听。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曾国藩也不管皇帝爱听不爱听,对着咸丰就是一顿猛批。老曾太激动,语速有点快,平时听惯北京话的咸丰很不习惯,不断叫停,因为根本听不懂这个湖南蛮子在说什么。曾国藩没办法,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说给咸丰听。结果,咸丰听懂了,也怒了,大声斥责曾国藩狂悖,非要军机处给老曾治罪。要不是大臣拦着,老曾脑袋非搬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