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作家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讲述了一位官员因为三盘黄瓜而与朋友绝交的趣事，读来令人喷饭，亦可窥之古代没有蔬菜大棚时，吃非季节蔬菜之难：
“相传潘（潘炳年，官至四川夔州府知府）宴客于（北京）广和居，延新友首座，北都例请座客点菜，友意蔬价必廉，方春而菜单有王瓜（黄瓜），因点一器，食而美之，更再而三。潘变色，友仍弗觉，及席散，计黄瓜一味，值银五六两，潘乃贻书绝交。盖燕京冬春黄瓜，价绝昂，潘疑友人知之，而故以相窘也。此事一时哗为笑谈。”
那时候的风俗，官员去饭馆包间请客点菜，不像现在伙计递上的菜单每道菜都明码标价。如果搁在今天，网络上一曝光就是十足的消费欺诈了，和哈尔滨天价鱼、青岛天价虾庶几相似。
或许有人听了这个故事会说，潘大人小心眼了。既然你请客，花费多一些当然肉痛，但不至于到绝交的地步。如果了解到清代官员的收入和当时的物价，或许会对潘大人有同情之理解。当时的潘炳年只是一个穷京官，或为翰林院编修，或为国史协修，大概是个六品或七品官。清代的六品文官年俸60两，禄米60斛，七品年俸45两，禄米45斛，没有外官的养廉银，即使发双俸，也少得可怜。翰林院和国史馆是清水衙门，没什么外官奉送炭敬和冰敬。晚清大概一两白银值3000文，当时北京一斤牛肉大约要48文，也就是说，这三盘黄瓜，等于吃掉了超过360斤牛肉，花费比潘大人一个月的薪水还多，他能不恼怒吗？
那个客人呢，情商真是太低，或许他从南方来，是潘大人的福建同乡也未可知，觉得黄瓜是寻常菜，本想为主人省钱，可也不能一道菜点三份呀！而且正值北京初春，他应该有起码的常识，彼时没有大棚菜，交通也不发达，南方刚刚出产的黄瓜走大运河，运到京师，恐怕和杨贵妃在长安吃的荔枝一般昂贵了。
其实不用说一百多年前的清代了，即使是我刚来北京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冬天的当家菜是大白菜。我当时住在东城区胡同深处一个大杂院里，每到冬天，家家储存大白菜，院子屋檐下码放的多是两物：蜂窝煤加大白菜。醋熘白菜、豆腐炖白菜、火锅涮白菜……差不多小半年就靠白菜对付了。那时候已经有了蔬菜大棚，但产量不高，冬天和初春时节黄瓜依然是稀罕物。
俗谚说“白菜豆腐保平安”，白菜是中国人的菜蔬之王，食用之广，相当于中亚人的洋葱。但白菜有此殊荣应该是元代以后的事情。古代白菜称为菘，宋代陆佃的《埤雅》中说：“菘性凌冬不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而本草以为耐霜雪也。”其所言的是小白菜（也称油菜），产量不高。直到明代，南方的小白菜和北方的芜菁进行杂交，才有了现在的包心结球的大白菜，产量高，味道美，适应南北各地的气候，特别在山东、河北一带得到广泛的种植，其品质远超小白菜的故乡江南各地，从而一跃成为“菜王”。
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古人采食野菜的篇章不计其数，然而所载农家种植的蔬菜却是很有限，一般而言讲“五蔬”，主要指食用最多的五种蔬菜：葵、韭、藿、薤、葱。其中种植广、食用多的“葵”在大白菜培植之前，长期是中国人的“百菜之王”。
古人所说的“葵”是今天所说的冬苋菜，而不是明代才传入中国的向日葵。《国风》言先民“七月亨葵及菽”，即指煮“五谷”之一的大豆为主食，以葵菜佐之。汉乐府中也有几处提到了葵菜被广泛种植，如“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如果是后来的向日葵，怎么可能烹煮下咽呢？
在潘炳年请客时的清末北京之初春，如果点一道白菜炖豆腐，那应该便宜得很，不至于朋友反目，而其味道和营养价值也不比新出的黄瓜差。国人尚“物以稀为贵”，就如今日请客上鱼翅、发菜，因为稀少很显示请客者之富贵豪其，乃至待客之诚，这实在是中国人情文化中一大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