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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种菜防通胀

如果您偶尔穿越到北宋后期的衙门办事儿,会发现不少政府机关坐落在一片绿色之中。走进去看看,房前屋后,阶旁门边,也都绿油油的。乍一看,宋代官老爷的意识还真超前,绿化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不然。

只要您凑近了仔细看,就能发现衙门内外的绿地并不是草皮,而是一畦一畦的蔬菜。

当时衙门种菜的规模,可以说要多大有多大。公元1064年,英宗皇帝甚至为这事儿大发雷霆。本来嘛,衙门是什么地方,每一寸土地都是有编制有身份的,是国家权威的代表,神圣不可侵犯,怎么能自轻自贱地变身为农田!

英宗明确要求:“今后诸处官员廨宇不得种植蔬菜出卖。”换成大白话,就是责令全体国家干部、大小政府机关一律不得种菜,更不许卖菜。随后,英宗又搞了个政策缓冲,在严令上留了一个后门,即在禁止种植、出卖之后,又补了一句“只许供家食用”。也就是说,不让卖,只让吃。据说是考虑到干部们的情绪和生活实际。

从这道禁令不难揣测出两点信息,第一,衙门种菜在全国遍地开花,十分普遍;第二,衙门种菜的主要目的是公开出售。

为什么呢?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说话。

大致在1096年前后,一斗米的价格在60钱左右,一般来说丰年50多钱,灾年则会涨到90多钱。然而到了20年后的1116年,在河北沧州,米价每斗就达到了120钱。粮食之外,再看绢的价格,20年前每匹1300钱,20年后达到了2200钱,价格翻了将近一倍。此情此景之下,每一个家庭主妇在逛菜市场的时候都开始掰着指头精打细算,每一个男人在赌博的时候都想着一定要赢多挣几个零花钱,因为无论做工的务农的都发现挣的银子不够花——毋庸置疑,令人心慌的通货膨胀就在眼前。

于是,衙门周围的空闲土地便被充分利用起来了。要说种菜成绩,比较突出的要数深州通判胡汲。

公元1097年,胡汲到深州做官,在他的动员带领下,竟然开垦出1600多畦的菜园子,史载“廨有菜圃千六百余畦”,每年卖菜可以实现营收200余万钱,如果折合成大米,足有16000余斗。再换一种计算法,当时一头活猪市价大概1400钱,胡大人开垦的这块菜园子一年就能长出1400多头肥壮的肉猪。

实惠带来干劲。在活生生的例子面前,滚一身泥巴、种一块绿地成了集体爱好。每年春耕,地方大小官员不必穿着汗衫儿到田间地头给老百姓示范,锄铲耙镐,衙门里一应俱全。断案子、批公文的间歇就可以浇浇田,松松土,既锻炼了身体,又充实了腰包。

在宋朝,“书中自有颜如玉”也许只是一种美好的说法,而“地里有菜贵似金”那绝对是美好的真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