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云，两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人既无羽，又无毛，所以用衣服来遮掩身体，所谓“直立而衣谓之人”。“直立而衣”，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所谓“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而在当下，无需仔细观察，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从人体暴露的程度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裸露”的时代。裸露之风不仅在影视、娱乐等传统王国里有如火如荼的表演，而且大有进军餐饮、新闻传播等陌生领域之势。
其实，从人类审美史角度看，裸露历来是艺术刻画人物的一种手段。在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有一段说道，在一艘驶往中国的西洋邮轮上，如果天气晴朗，你总会看到一位着泳装的貌美摩登小姐在晒太阳，由此，船上的一群归国留学生、游学生们就称之为“局部的真理”，对此，小说中的旁白解释道：因为据说真理总是赤裸裸的，而日光浴中的鲍小姐虽然只着“三点”，但毕竟还不是“赤裸裸”的，所以，只好称作“局部的真理”。这段关于裸露的描写，巧妙、诙谐地揭示了人物性格，为未来的情节埋下伏笔。据说“真理总是赤裸裸的”起源于一个寓言故事，从前“真理”和“谎言”是一对姐妹，有一天一起去河边洗澡，“谎言”先出水上岸，发现“真理”的衣服很漂亮，于是就穿了“真理”的衣服先走了。清高的“真理”上岸后，发现自己的衣服没有了，拒绝穿上“谎言”的冒牌衣服，很有骨气地光着身子走了。于是，从此真理就是赤裸裸的了。
裸露未必都是轻飘飘的，没有重量。在裸露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个“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问题。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杰作《青铜时代》、《思想者》就属于前者，虽然是“全裸”，但其中透出的思想深度和人文内涵却远非许多“直立而衣”者可比，恰如罗丹所说：“在任何民族中，没有比人体的美更能激起富有官感的柔情了。”（《罗丹艺术论》）。
重量，是一种尊严。魏晋名士“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他们搞餐饮聚会时就曾“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世说新语？德行》）。但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对名教的曲折反抗。
在英国考文垂市中心文化广场，矗立着一尊全身赤裸的女性青铜雕像。她年轻美丽，全身完全裸露，两只美丽的大眼睛流露着淡淡的哀愁，默默地骑在马上。她是考文垂人民心中最神圣的女性——戈黛娃夫人。戈黛娃夫人的丈夫名叫列佛瑞克，是当时考文垂的领主。戈黛娃夫人十分热爱艺术与文化，随丈夫来到考文垂后，希望更多的人们能够喜爱艺术、欣赏艺术。可是她发现，由于生活贫困，人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谋生上，根本无暇顾及文化和艺术。戈黛娃夫人明白，要想让当时还只是个落后村庄的考文垂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发展文化，而要发展文化，就必须减少税收。初听到妻子的要求，列佛瑞克觉得她肯定是疯了，但戈黛娃夫人执意坚持自己的主张。列佛瑞克不胜其烦，他对妻子说，无论古希腊还是古罗马，人体都被认为是自然界中最美丽的事物。对于从没有过这种美学熏陶的考文垂市民来说，让他们欣赏人体将会是一堂意义非凡的艺术修养课。如果你戈黛娃真的信仰和崇尚文化，应该身体力行。接着列佛瑞克提出，如果戈黛娃愿意白天赤着身体在考文垂市最拥挤的市场上骑行，他就取消考文垂的所有税收。让列佛瑞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戈黛娃竟然同意了。那一天戈黛娃夫人非常优雅地骑在马上，表情自信，宁静，毫不羞涩。人们不仅没有产生任何淫秽的念头，反而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美感。一切在平静和尊严中结束。
有这样一幅照片，拍摄于1972年6月8日，其时，越南战争已近尾声。久战不胜的美国军队已经变得歇斯底里，对着平民村庄和赤手空拳的百姓狂轰滥炸。照片拍摄的是一群孩子被从天而降的燃烧弹吓坏了而四处奔跑的情景，特别是中间那个小姑娘因为身上的衣服被烧着，不得不脱掉衣服，全身赤裸着在路上奔跑。这裸露形象十分鲜明地展示了人类皮肉的痛苦与精神上的极度恐惧。作者黄功吾是一名越南战地摄影记者，当年只有22岁。这幅照片很快就被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一下子成了美国社会和民众关注的话题，于是一场反战的浪潮重又兴起。不久，越战宣告结束，有分析人士说，正是这幅照片促使越战提前半年结束。1973年，这幅《火从天降》荣获美国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同年，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又被评为年度最佳照片。
上述的这几次“裸露”，与当下“强行”进入公众眼帘的那些为了“裸露”而“裸露”的世相图景，明显有天壤之别，因为，她们的尊严在裸露中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