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中国各城市见了一些家长，他们的孩子大多在5岁-15岁之间。谈起孩子，都是愁容满面，说天天忙于送孩子上各种补习班，学奥数、学钢琴、学书法。补习班占去了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孩子疲惫不堪，父母苦不堪言。”近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民向记者说。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近年来中国家长的集体口号，虽屡遭反思，可从未被颠覆。按吴建民的说法，总的趋势是“起跑线”越来越提前。
不少幼儿园把小学内容提前教了，各地学前班非常活跃，不少年轻母亲刚怀上孩子几个月，就开始上各种学习班，听音乐，读诗，朗诵莎士比亚剧作，认为不进行“胎教”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基础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的“度”究竟如何把握？
幼儿园隐性“小学化”不易被发现
“每个儿童的起跑线是不同的。”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告诉记者，教育如果超越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仅不能促进儿童的成长，反而可能会阻碍其成长。
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在论坛上用“播种的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期望，收获的是‘伤在起跑线上’的苦果”来概括过度教育的困境。
过度教育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当前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严重：幼儿园教室里没有玩具和其他教育材料，所教内容却有大量的识字、计算、拼写等，不仅有书面教材，有的幼儿园还配备了作业本，老师不采用游戏和活动的方式来组织教学，而是采用了讲授式教学，幼儿端坐静听，课上课下还要进行识字、拼写等训练。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虞永平说，显性的“小学化”在我国当前部分地区存在着，尤其是在一些学前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更为严重，而隐性的“小学化”则不易被发现。
隐性“小学化”使幼儿失去了幼儿应有的自由，教育过程失去了趣味和快乐。这种隐性的“小学化”现象存在于各地幼儿园，一些拥有闪亮光环的大城市知名幼儿园也难免会有这种现象存在。
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小学化”，对幼儿而言无疑增添了没有必要的负担。为防止“小学化”倾向，教育部将成立“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旨在加强对幼儿学习和发展的专业咨询和指导，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严禁在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
多个地方政府近两年也相继出台了相应的规范来约束“小学化”倾向。广东省于2011年下发了《关于规范学前教育办学行为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的通知》，出台了不准搬用小学教材、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测验和考试等五大严防学前教育“小学化”的禁令。
江苏省于2011年公布的《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草案）》中明确强调，“禁止以集中授课方式实施汉语拼音以及汉字读写训练、数学书写运算训练、外语认读拼写训练等违背学龄前儿童成长规律的教学行为。”
而教育主管部门良好的“官方意图”要落到实处却并不容易，其中的一大阻碍来自父母家长的认识。
辽宁省东辽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2010年开展了对当地17个乡镇的中心幼儿园、32个民办幼儿园的调查，调查显示有65。49%的家长认为“让孩子在幼儿园学小学的课程或加强拼音识字写字算题教学很有必要，可以减轻孩子上小学的负担”。幼儿教育机构正是抓住了家长的这种心理，而扩大了“小学化”的市场。
上海最近取消少儿英语星级考试引发的舆论争议，也是类似官方减负与民间诉求之间的博弈。
教辅这个产业链损害教学秩序
双语教育对儿童思维发育是否有利无害？小学二年级之前是否应当学数学？当这些基础教育领域的问题在正规教育体系内尚且缺乏科学结论时，市场化教育机构的大幅广告则给出了斩钉截铁的肯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长期关注基础教育，在他看来，当下许多过度教育观念的流行都是源于现实压力。“虽然讲义务教育，可是城乡中小学教育条件有天壤之别，同样在城市，学校所享有的教育资源也相差悬殊。这种差别是教育资源严重不均造成的。”温儒敏说，正是这种不均，让家长们迷信各种提前教育、过度教育，“近年来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强，办学硬件改善了不少，但软件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温儒敏说，一些原在西部或相对落后省市工作的优秀教师，纷纷被“挖”到京、沪、粤等省市，同一地区普通学校的优秀教师也集中到重点学校。农村情况则更严重，乡镇普通中学基本消失，一个县的重点中学，往往囊括了全县半数以上教学资源。“最近十多年，虽然出台一些措施抑制教育资源的失衡，但情况似乎没有彻底好转。”
“一边是学校本身的两极分化，是教学资源的愈加畸形的分配，一边讲让家长们放心让孩子就近上学。凡是有点条件的人，都想把孩子送到资源优厚的重点中小学上学，这个‘起跑线’一开始就不是同一条线，社会怎么能不紧张？”温儒敏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说，“起跑线”口号的背后已形成错综复杂的价值链和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学校搞课改，提倡减轻孩子学业负担，可是一些商家与学校某些环节结合，又要孩子上各种班。“政府部门想实施有效的课改，就必须对这种损害教学秩序的商业行为有切实的抑制措施。关键则是切断既得利益者形成的阻力。”朱高峰说。
“教辅的利益链涉及学校、教师、教材编撰者、出版机构、教学机构经营者、各种中介组织等，其中有些是公开的活动，有些则是若明若暗的，并且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机构、活动混杂在一起，真假难辨。”朱高峰说，“广大学生和家长是直接受害者。问题在于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使得家长和学生们更多时候自觉自愿，甚至是抢着来受害，实际上他们是被绑架了。”
淡化竞争性的教育政策
针对过度教育问题，多位专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教育产业化”弊端。
朱高峰指出，基础教育中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办教育以营利为目的的必然产物。教育行政部门不仅需要否认教育产业化，还需要对教育产业化的种种表现及其后果进行研究和清理，以遏制教育产业化的不良表现。
“国家投入不够，学校就要自己去赚钱。赚了一些钱，可风气坏了，一些人的心野了，一些老师没心思了。市场化对基础教育的伤害是致命的。”温儒敏认为，现在需要有更强硬的措施摒除产业化对过度教育的不良影响。
“单纯就利益链本身来解决过度教育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朱高峰说，还要从社会需求、基本制度等方面来澄清问题、提出办法。
教育部长袁贵仁说：“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原则上大家都同意，但付诸行动，还会有困惑：校长也不愿教师和学生压力太大，但升学率降低怎么办？教师也不愿让学生太苦，但学生成绩下降怎么办？家长也不愿让孩子太累，但将来上不了好学校怎么办？”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巡视员朱慕菊告诉记者，过度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而言，可以说是教育体制竞争性的负面影响。“升学率成为教育领域的GDP，这一竞争性不可避免地传导到政府部门对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要扭转不良的竞争，政府需要系统地介入和解决，淡化竞争性的教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