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基层政权中，绍兴师爷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地方政府的司法与民政发挥着重要影响。有时，一些高级官员也要借助他们的智慧来应对波谲云诡的官场。清末民初的政治家、文人刘成禺在他的《世载堂杂忆》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888年，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手下有个江宁布政使（即“藩台”）叫许振祎。此人曾以拔贡生的身份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之一。照理说，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曾、许两人应当亲近才是，结果却因种种原因，两人闹翻了。更糟糕的是，总督府和藩司府中的人摇唇鼓舌，相互攻击，使得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僵。最后，曾国荃一怒之下决定参许振祎一本。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许振祎听说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情况下，总督参奏下属，朝廷都会按照总督的意思办，况且，曾国荃是何人？那可是立过大功的！
许振祎马上去找自己府里一位叫孙安邦的绍兴师爷商议对策。这位孙师爷虽然不到40岁，但是对官场中的人情世故颇为练达。他沉吟半晌，从容说道：“藩台大人，现在事情到这个份儿上，已经不能用言辞解决了，只能靠情义来打动制军（总督的别称）大人了。”
两人商议好对策后，许振祎立刻行动起来。他买下南京莫愁湖畔的一所大宅子，按照书院的形制进行改造，日夜施工，同时召集当地的士绅名流，加上在南京的曾国藩的门生们，组建了一所书院。书院的名字是曾国藩的谥号“文正”。许振祎号召大家时时勤勉，遵从名教，不要忘了曾国藩的功德与恩情。
书院落成之日，许振祎遍邀当地名流前来参加落成典礼，当然，曾国荃也在被邀之列。曾国荃自然是不愿意去的，但碍于社会各界、尤其是他已故大哥曾国藩的情面，不得不前往。
等到了之后，曾国荃一看，现场布置得庄重肃穆，正中央是曾国藩的遗像，两边是许振祎拟的一副对联：“瞻拜我惟余涕泪；生平公本爱湖山。”在典礼上，大家一致恳请曾国荃为书院行上匾额之礼。许振祎在行礼之时面带戚容，后来甚至趴到地上痛哭了起来，周围的人唏嘘不已。尽管曾国荃对许振祎心存芥蒂，但面对此情此景，也不免叹息甚至是落泪了。
施礼过后，许振祎慢慢地说：“如果没有先师的知遇之恩，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先师的恩情我是用尽一生也难以报答万一的！可是，先师已经西去了。希望我们这些人不要忘记先师的大恩大德，严于律己，时刻勤勉，以将先师的学问发扬光大。”说到这里，许振祎突然停了下来，转而看着曾国荃，动情地说：“制军大人，您是先师的弟弟，见到了您，就仿佛见到了先师！”这几句话，让曾国荃心中五味杂陈。
回去以后，曾国荃沉吟良久，决定把那份奏折处理掉。有人问他为什么，曾国荃说：“这个人确实不怎么样，但是，如果我真的参他一本，那就有些对不起我故去的兄长了！”于是，此事就此作罢。许振祎终于长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