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宰相369人，最出色的不过4位，即：贞观时代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开元年间的姚崇和宋璟。他们供职于两个黄金盛世，不知是因为他们，才有了盛世，还是因为盛世的存在，才让他们扬了名。4位都是名臣大家，都具智者风范，但比较而言，姚崇更有意思，活得更有味道。他经历复杂，前程忽明忽暗，仕途起伏不定；他文武双通，每次任宰相都兼管兵部；他的生存环境险恶，有时困顿异常，但终能破壁而出。他的人生要点就是变通，走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路子。
做事，要紧的是善变求通
变通，是姚崇的经验和风格。在他看来，解决政治问题不能拘泥，不必循旧，必须力求变化，才能走向通达。好比开锁，只要手里有多把钥匙，就总能找到合适的那把。后人曾评价说：“姚崇资性明达，善应事机，委曲通变以成国家之务。”他比较自负，曾自比贤相管仲、晏婴，但部属却认为：“公所为法，随复更之，”比前辈贤人尚显不足，似可称做“救时宰相”。当时的帝王大都举步维艰，有危局要救，因而，对他格外看重，多次虚位以待。他也不负圣托，盯着时弊，灵活施政，引领时局向好的方向发展。
姚崇善于因势利导，借机行事。比如，武则天时期，冤狱盛行，罪名大都是谋反，武老太太纳闷，为什么叛乱者如此之多？时任礼部尚书的姚先生，借机揭露周兴等人凭诬陷邀功的罪恶，帮助老太太提高认识。武太后大悦，半真半假地说：过去的宰相不忠不义，让我成了屠夫，只有你敢说真话。其实，此时的武太后已大权在握，用不着以杀立威，而姚先生显然看穿了这一点，顺势加了把火，推进了冤狱昭雪的进程。再比如，中宗时，韦皇后及安乐公主参议朝政，拉帮结派，采取“钭封官”方式，避开主管部门，大肆卖官，致使冗员泛滥，政出多门。姚先生出任宰相后，顺势而为，多方纠偏。先是进忠良，退不肖，然后精减冗员，取消“钭封官”，罢免数千官员。他和另一位宰相宋璟“协心革中宗弊政，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再比如，玄宗上台后，请他出任丞相，他借机开出条件，提出了朝政“十事”，请求玄宗实施仁政，抑制权贵，知人善任，从谏如流，革除陋习，等等，玄宗满口应承。那是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上下同心，政权稳固，民心趋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姚先生不搞教条，施政灵活务实。开元三年，山东遭遇蝗灾，上下都以为遭了天遣，惊恐不安，老百姓在田间地头焚香膜拜，官员们主张修德避灾，连皇帝也有疑惑。唯姚先生态度坚决，力主人工灭蝗，并组织灭蝗行动，数月后蝗灾渐息。
姚崇的变通智慧，源于丰厚的知识、务实的风格和达观的气度。他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好学不倦，写文章行云流水，援笔立成；做事情简捷干练，效率超群。最初在兵部任职时，边境发生战乱，他分析战局，梳理战况，把一场复杂的军事斗争搞得透彻简明，“太后甚奇之”。他三度为相，同时又兼兵部尚书，边境所有的军事部署，器械钱粮，都装在脑袋里，如同字典，随时备查。皇帝遇事，总是先听他的意见，“同僚唯喏而已”。某次，因儿子病故，他请假数日，政务堆积如山。另一宰相不善处置，内心惶恐，姚先生假满归来，三两下，便悉数处理完毕。因为这种超群之才，武则天发现了他，让他一路晋升直至宰相。睿宗刚上台，就迫不及待地把他从外调回，位居百官之首。玄宗更是排除干扰，支持他在相位上锐意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