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商品以来，金钱成为人生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它远不是人生的全部，甚至有时干扰人生价值的实现。人们在金钱面前应该具有独立意识，能“聚”也能“散”，而且聚之有道，散之有方。
西方资本家对于金钱的态度，在许多人心目中还停留在阿巴公或葛朗台的时代。那时还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许多资本家的个性受到金钱的扭曲与异化，对于金钱的单纯“爱好”，成了他们人生的唯一目的，快快挣钱、多多挣钱是他们的奋斗目标。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风气产生了变化，资本家们更注重金钱流通与金钱的花费。“流通”自不必说，这是资本增殖的手段。“花费”则更多的是把金钱投向公益文化事业，这在欧美尤其明显。大多数的文化设施、基金，不是国家、政府出的钱而是财团捐的。
西方有许多富豪死后不把财产全部留给儿女，他们深信儿孙自有他们自己的事业，不必躺在父母的身上享清福。这可能与他们的信仰有关。加尔文教就主张教徒应以自己的勤奋工作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古代中国写在书面的也是“重义轻利”，没有奉金钱至上。但在世俗生活中，金钱还是起着支配作用的，因此，视金钱为生命者也不在少数。
唐李肇《国史补》记载了一个故事：唐德宗时，有位高官叫王锷，他出身行伍，性情贪鄙，极好财货，凡有关财务，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以免水肥外人。王锷多次为地方大吏，积累财货极多。有位在王锷门下多年的老宾客，一次与他谈起金钱财货问题。老宾客知道王的毛病，便以能聚也应能散的道理告诫他。过了几天，王锷又见到这位宾客，便爽快地说：“前几天，您的教诲我记在心头，以后就照您的话办，财货已经大散了。”老宾客听了很高兴，便问：“不知道您如何散的财？”王锷回答：“每个儿子给一万贯，女婿各给一千贯。”
儒家思想认为天道“恶满而福谦”，太过于满就要招致损害。因此，对于金钱，会积也应会散，“散”指散给那些需要它的人。晋时富可敌国的石崇，曾与皇亲王恺斗富，皇帝常帮助王恺，王恺仍时常败北。可是最终石崇受孙秀陷害，诬以谋反。石在临刑前感慨万端地说：“奴辈利吾财者。”收捕他的人说：“既然知道金钱会招致灾祸，为什么不早早散之？”这就是“散”的真义。
对于儿女未来的关切是国人的传统，因为在人们的思想上，总认为儿女是自己生命的延长。但在如何关切儿女问题上，有识者与短见者有很大分歧。《战国策·赵策》中有“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触龙主张爱护儿女要为他们作长远打算。他劝赵太后要为子女创造建功立业的机会，不要只在金钱、地位上为儿女考虑。因为“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这样，金钱、地位足以成为儿女的祸根。这种看法很明智。
西汉的疏广位至太傅，年老后主动要求退休还乡，皇帝、太子共赐金七十斤。他退居乡里之后，用此钱与族人、亲朋故旧共享，相与娱乐。人们劝他用此钱买些田宅基业传给子孙，疏广回答说：“难道我老糊涂了，不顾念子孙吗？不是，我有旧田宅，子孙勤力其中，自可以供衣食，过着与平民一样的生活。如果我再留给他们更多的金钱基业，则足以使其懒惰，不思上进。”他又说，对于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也就是说子孙贤，那么金钱太多则成为上进的累赘；子孙不贤，金钱太多则帮他们去干坏事。纵观两千年之历史，确如疏广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