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常常为一件事愤愤不平，那就是斩颜良。
在一场交战中，颜良按照古代战场上的礼仪，打算先问对方的姓名。但敌人关羽并未遵循这一礼节，而是借助优良的战马，发动了一场颇不绅士的小突击。
按照小说中的介绍，关羽的马匹有着摩托车般的速度，使颜良措手不及，竟被杀死。
幼小的我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武艺相当的两个人，因为一场不甚公平的战斗，战败者从此无声无息，战胜者却获得巨大荣耀，身后不断获得加封，最后竟然封到“盖天古佛”。我小小的心灵在喊：那不公平。
这场战斗也给颜氏的族人留下了痛苦记忆。《颜氏家训》专门训示子孙不要从事武职，教训就是“齐有颜涿聚，赵有颜最，汉末有颜良，宋有颜延之，并处将军之任，竟以颠覆”。
无独有偶，另一位畅销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也有着类似的幼年心灵创伤。他曾记叙，幼年读《伊利亚特》里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绕城大战这一段，见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称这两个英雄的命运，结果赫克托尔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阿喀琉斯会赢得光荣。年幼的金庸感到非常难过，叫喊着：“那不公平！那不公平！”
幼年的男孩子也许都特别看重一种公平：同样的武功，就应该赢得同样的荣耀。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信念备受打击。首先给我上了无情一课的是武侠小说：同样的武功，并不总是带来同样的光荣。比如西门吹雪和叶孤城，前者的声名和成就要辉煌得多，尽管他未必是后者的对手。
继而让我痛苦的是竞技体育。我吃惊地发现如果单说本领，里克尔梅的球技未必不如齐达内，迪乌夫也不一定输给舍甫琴科，而麦克格雷迪的天赋甚至要好过乔丹。
一个让人伤感的现实使我们低头：命运之神判定英雄的成败时不爱看点数，而更爱看他们最终是站立还是倒下。贝利当球王的主因绝对不是1283个进球，而是两届世界杯冠军。就像刚刚过去的这届巴西世界杯，梅西把最后一个定位球踢上天空，也就此失去了比肩马拉多纳的可能。
成王败寇是一种残忍的公平。它向我嘶吼着：打开幼年的心结吧！在《三国演义》里的白马战场，颜良没有意识到这是人生最重要的舞台，而关羽意识到了。最终“红脸摩托车刀手”独占奖金，难道不公平吗？
我还难过地发现了一个事实：英雄们自己甚至都认可这种公平。每一个英雄都在追求着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就像华山之于王重阳，襄阳城之于郭靖，光明顶之于张无忌。他们似乎从来不曾想：“我已经够了！我的战斗力已经达到99了，这不是最大的成就吗？我何必非要再证明什么呢？”
最让我痛苦的“变节者”，是那个小时候曾经为赫克托尔伤心难过的金庸。他成了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他写出了卷帙浩繁的《郭靖世家》，却没有写一篇《裘千仞列传》。
夜深人静，我无力再写下去，转而默默地打开三国志游戏。在“武将”一栏里，我选了颜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