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情结”在多数人心中潜伏着。伴随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人们高等教育的第一学历越来越为社会关注。时下，博士和硕士毕业生就业时要“追查”本科学历已渐成普遍现象。如果本科不是出自“名校”，连人带文凭一起都会打折扣……
在“名校情结”的影响下，人们的成才观念、升学观念正发生着变化。在北京、上海等知名中学，统计高考升学率通常只统计“一本率”。
教育学者熊丙奇也感叹：我国考生和家长现在都关注优质的一本资源，使得高考焦虑严重。没考上一本，在一些地方被认为是没考上大学。
面对“本科出身论”，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让自己足够的强大，通过后天努力逐步打破这种不公平。
也许因为数字化时代的关系，如今什么都喜欢和阿拉伯数字发生关系。就敝人供职的大学这个行当来说，眼前就时不时有“211”、“985”这两组数字晃来晃去。其实，不仅在乡下老家当农民的大弟一头雾水，就连我也说不精确，只大体知道“211”大学有110余所，之后教育部又从“211”中圈点出大约40所，为“985”大学，均直属教育部，可谓重点中的重点，国立中的国立，校长有不少是副部级、军级出身。
我必须承认自己命好。两度毕业于“211”兼“985”，如今是“211”兼“985”大学专职教授。人不可貌相，别看本人整日灰头土脸，睡眼惺忪，所经大学无不金光四射。正可谓番薯秧长在金銮殿上，没人敢拿咱不当个玩意儿。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并非校长的平头教员，我本人倒没怎么把“211”、“985”当回事儿。若叫我重新选择，未必稀罕什么金銮殿，宁愿长去荒草坡——荒草中就我这么一棵大番薯，脚下溪水琤瑽，头上彩蝶翩跹，多显眼多神气多幸福啊！但切实认识到金銮殿的难能可贵，在我还是前不久的事。
事情复杂也不复杂。今年应届毕业研究生中我带了五个，五个都是女生，女生也都要找工作。很快，五人中四人有了工作，只一人还“待字闺中”。于是四处打探帮她找到一家还算不错的单位。对方表示若是男生就好了。我认真地开玩笑说如果只差性别，导师我让她做个变性手术。不知幸与不幸，没等变性，别的问题首先冒出来了——就业推荐表传过去之后，对方回复：“按人事处规定，我们只要211的！”我说：“是211啊，连985都是。”“不，本科毕业学校也得是211。两个211，研究生211，本科211，加起来422，一个都不能少！”不巧的是，这位女硕士生的本科毕业学校不是“211”——出身不好。幸好在出版社有一位铁哥们儿拔刀相助，才得以化险为夷，我这导师也多少捞回一点面子。尽管如此，我还是暗暗下定决心：以后非“211”出身的，一个也不带！
可冷静下来细想：我这决心下得对吗？进而言之，这用人单位的“211”规定对吗？高考一纸定终身，考上了又一校定终身。也就是说，只要本科出身不是“211”，那么以后就算玩命考上硕士博士也休想翻身。以博士来说，211+211+211，非633不可！一句话，本科出身论。其后不出数日，我参加本校考研阅卷，研究生管理部门宣布，今年如果接受调剂生，该生必须本科出身“211”，报考学校“211”，否则一概不予考虑。学校不肯降格以求自是好事，作为导师将来也可避免前日那场尴尬，但这岂非又是本科出身论？招生学校如此，用人单位如此，纵有漏网之鱼，也难有一跃龙门之望。“211”啊“211”！
忽然，我想起了“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阶级出身论，想起了去年暑假在故乡小镇和一位老者闲聊，老者告诉我他有个高中同学当年考上北京一所很有名的大学，不料录取通知书先到了公社党委书记手里，书记当面把通知书一撕两半：“你一个‘右派’的狗崽子也想去首都上大学？做梦去吧！”他这位同学几乎因此疯掉，几次轻生都被乡亲们好歹劝住，结果落得在生产队低头当农民，只干活，不说话。改革开放时人已三四十了，还能再干什么呢？老者强调他这位同学真聪明，脑袋瓜真叫好使，可就那么毁了，就因为他父亲是“右派”，“右派”毁了当高中老师的父亲，又毁了考上大学的儿子，毁了两代……
是啊，那正是出身论、唯成分论甚嚣尘上的年代。“文革”时有两句顺口溜，“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无论当兵上学招工，表格上都有“家庭成分”一栏表明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幸亏我那栏填的是“贫下中农”。说起来，这方面我必须感谢“胡子”（马匪），假如土改前三年祖辈们的家产不给“胡子”一把火烧光而在土改定成分时被定为地主或富农，抑或当小干部的父亲被打成“右派”，那么我会怎么样呢？不用说，那位老者的同学可能就是我了……
虽说眼下的本科出身论和三十几年前的阶级出身论性质截然不同，但毕竟同属出身论，因而有可能是另一种血统论，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