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岁时我和幼儿园同学吵架，他说世上最伟大的发明家是爱迪生，我说是我外公。我威胁他再胡说我就去告诉老师，他依然坚持。没见识的人真可怕。
我的所有玩具都是外公做的。用核桃和木头雕刻的会啄米的小鸡，里面还暗藏机关，想去偷米，手指就会被夹到，这是教我要对动物（哪怕是一只玩具小鸡）讲礼貌；用算盘珠子和铁丝制成的木偶小人，可伸缩可扭曲，我给每个小人都取了名字，以便轮流“虐待”他们……每个玩具都是外公给我的独家定制。外公拿着工具敲敲打打的时候，我站在一旁观摩，一个个手工艺奇迹就在我眼皮底下发生。这个时候，有谁告诉我地球也是外公发明的，我都会信。
外公还掌管着一台神圣的机器——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们那座封闭的小城市，谁家拥有电视机，谁家就是权贵阶层，主导着街坊邻居每个夜晚的娱乐生活。我家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挤满了20多个观众，连床上都坐了五六个。
作为娱乐中心唯一的管理员，每晚我负责摆好小板凳，三排，整整齐齐。我认字早，模仿电影院，在门口写了个公告：门票5角。“5”字写得很大，是提示也是警告，希望大家看到之后，充满羞愧地掏钱。
结果没人理我。
外公像一颗恒星，长期居于离电视开关最近的位置。大家沉醉于《霍元甲》《再向虎山行》《上海滩》等时髦港剧中，外公一脸自得，仿佛这些电视剧是他拍的。有时候电视机出问题，他淡定地拧拧这儿、拨拨那儿，电视机就听话地正常运行了——这些事儿，爱迪生做得到吗？
有一天，我告诉外公，同学说世界上还有超级大的电视，19英寸呢，屏幕上人的眼睛有鸡蛋那么大。
过了两天，外公把我叫了过去，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明天我们也能看19英寸的电视了。
太让人期待了。当晚睡觉时，我前后分3次笑醒。
第二天，我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挨家挨户通知街坊邻居，我家也有大电视了！当晚来了30多个观众，邻居上大学的张姐姐为了坐得靠前点，塞给我两颗酒心巧克力，据说是同学从上海带回来送给她的。我花了10分钟品尝这两颗神圣的巧克力，把包装纸都舔了两遍，感觉自己吃完就可以飞了。一激动，我把自己的小椅子让给了张姐姐，还是有靠背的，高级。
晚上7点，人都到齐了，电视机还是原来那台，我有点急了，催促外公，赶紧把大电视搬出来呀。外公依旧很笃定。
5分钟后，在大家的集体凝视中，我家的电视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前面放了个跟屏幕一样大的放大镜。这样，一开电视，图像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大。从视觉效果上看约等于19英寸。
当晚是《陈真》最后一集，大家看得如痴如醉，除了屏幕边缘部分的图像有点变形，一切都很完美。
我兴奋地想，如果在电视机前多装几层放大镜，我们家搞不好就能开电影院了。必须把门票涨到1块钱！
没过多久，来我家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楼赵爷爷家买了一台大彩电，成为新的娱乐中心，每晚听到他家的笑闹声，我都心痒痒的。
要不要去赵爷爷家看电视呢？感觉有点背叛外公，我内心很挣扎。
外公问我，你也想看彩色电视？我拼命点头。
3天之后，我家电视机也迎来了彩色的时代。它的屏幕被蒙上一层彩色塑料纸，上中下分别是红黄蓝3色。那段时间，我心目中的港星，脸蛋永远是红的，上衣永远是黄的，下装永远是蓝的。
后来，我也看到了真正的彩电。外公常带我去市中心的录像厅，看香港武打片。录像厅里什么人都有，杀猪的、小混混、纺织工人……我和外公这一老一少的搭配倒不常见。外公不喜欢动刀动枪的剧情。作为手工达人，他崇尚殴打中的手工感，认为只有用拳头打才是真正的功夫。有一天，他回家即兴用木头做了个李小龙模样的木偶，手脚都能动，邻居哥哥借去玩迄今没还，我恨他一辈子。
初中历史老师讲到三国时期，狂骂曹操大奸大恶，可我记得外公说过，曹操即使坏，也坏得光明磊落。有一次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外公给我念曹操的诗，我一直记得那四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我猜测，老师应该没读过《三国志》。
想跟外公讨论这件事，却开不了口——他进了医院，肺气肿晚期。
两天之后，中午放学回家，外公的尸体躺在院子里。生和死，就这样统一在一起。他穿着平常最喜欢的中山装，神色很平静，像随时准备醒来一样。我摸摸他的额头，似乎还有温度。我在他的衣兜里翻找，看有没有给我写点什么话。
什么都没有。
头一次，我恨上了他。为什么不发明一种死得慢点的方法？作为对他擅自死去的惩罚，我没哭。他火化的时候，我眼睛都不眨，死盯着焚化炉，看着他的每个器官慢慢被烧成灰烬。
如今他去世多年了，留给我的后遗症，却一直存在：喜欢吃包子猛灌辣椒油，喜欢质疑标准答案，喜欢看徒手打斗的片子。他发明了很多玩具，发明了放大电视的方法，也发明了部分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