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在故乡的小城读高中。那时，我是怀着梦想的十七八岁的女生，那时，我一直想的是：离开这座略带土气和灰败的小城，越远越好，此生永远不要回来才好。
晚自习时，我们逃课去看电影或录像。
电影院只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建筑。院子里种满了泡桐，每年春天来的时候，开了艳粉粉的桐花。桐花招摇着，却终究逃不过颓败的命运——掉在地上，又大又烂的一朵。我简直厌倦至极，仿佛对整个少年时光厌倦至极。
也去录像厅。更乱更脏，带着明显的堕落和坏。抽烟的少年，故意装酷。戴了大耳环的少女，斑驳的墙，破烂的棉布门帘，又大又破的音箱，还美其名曰“镭射影院”。
斜歪的小黑板上，写着即将放映的录像的名字。无非是肥皂一样的港台片，那阵我迷恋周润发，因为帅到让人眼晕。也喜欢过温兆伦——他有一种从容的坏。
录像厅的凳子真硬啊，坐上去十分不舒服。粉色或黄色的墙上落满了苍蝇屎和蚊子血……我和她买了一包瓜子，一包爆米花，看粗制滥造的港台剧，武打或言情。黑暗中有女生尖叫：你不要碰我。那种黑色的、暖昧的、带些坏的紧张，充满了压抑的快感。
地上有啤酒瓶，一块钱一瓶的当地产啤酒，通宵录像常常放，我没有看过通宵，总觉得再怎么样，还是要回家的。何况，录像厅的名声实在是坏——仿佛是坏少年的集散地。坏的东西，总有一种神秘的蛊惑力，仿佛无法抗拒的地心引力，知道坏，还要往更坏里走。
还有文工团。我因为谜恋那里面漂亮的女人和有几分帅气的男人，常绕道路过那里，我是故意路过。
女人带着风尘味道，唱评剧。男人会在樱花树下弹吉他——我几乎在哭着喊着要去学吉他，央求母亲给我买一把吉他。我母亲花了65块钱给我买了一把吉他，在暑假里，我跟着那个男人去学弹吉他了。他名字中有个岩字，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跟着他学的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们在那个年代，是有着浪漫梦想的文艺女孩男孩。后来，男孩去了美国，女孩在北京任高管，我也离开了故乡，而那个叫岩的男人，离了三次婚，现在，穷困潦倒。
学吉他的黄昏，我能注意到他的眼睫毛一闪一闪的，好像带着许多吉光羽片……其实是我十七岁的黄昏里在迷恋一种物质，有漂亮而风情的女演员在等待他一起去吃饭，他装做毫不在意，眼睫毛因为长，就显得过分的慵懒了……。后来我小说中的男子，常常会有这种慵懒的气质。
文工团排练评剧时，我常常去看。周日，我站在台下，看他们排练《刘巧儿》。那个演巧儿的女孩子真俊呀，小纤腰一把，眼下面一颗痣，像一滴生动的眼泪……我看着，其实内心是有倾慕的，我也愿意来唱戏——如果我有嗓子。
我过度地厌倦高中生活——因为面临高考压力，我觉得应游迹于江湖，跟着一个草台班子，四处游走。更过分的想法是：我要和班子里最帅的最红的男主角私奔，当然，最后我把他抛弃了最好。
这是十分浪漫而恶毒的想法。想起来时可笑之极，非常过分的自我迷恋。
那些浓艳的、传奇的、俗透了的录像厅、文工团，在后来我坐在豪华影城里，花一百块钱买一张票看大片《阿凡达》时，远远没了这种况味。
后来，我遇到过唱刘巧儿的演员，她不可能认得我，我却认出了她。
认出是因为她眼角下的那颗痣。如果不是那颗痣，我想，我不会认出她来——她在廊坊评剧团了，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排演的河北梆子《吕端》，在狭窄而逼仄的楼道里，我遇到了她。
只有她，眼下面有这样一颗痣。那么清晰而明显，她比从前胖了有多一半，正在包包子——韭菜鸡蛋馅的。
那破旧的楼道，那带着八十年代味道的楼道，完整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脏乱差，电风扇无聊地转着，水泥地上有脏水。而她穿着大背心，肥厚的肉流出来，她有了白头发，头发乱七八糟地用一只卡子别着，卡子上镶了塑料的花。
你演过刘巧儿。我说。
她抬起头，惊喜地说，你还认出我了？显然，她很兴奋。这时，她还用手捋了一下头发，面粉沾到头发上去了——落魄的艺人身上，总有一种江湖的沧海桑田味道，她的那个动作，让我心里一颤。
“多少年前了，在霸州，当时叫霸县，追求我的男人排成队，连县里的领导想请我吃饭还得托人……”旁边有小伙子，正听周杰伦，不屑地说：你就吹吧，就你？
她说的是真的。她的纤腰一把，她的美艳惊人，我都曾经是见证人。
现在，她老了，她包着韭菜鸡蛋的包子，说一个月才有一千块钱，只能住在这团里，房子没有，婚离了，孩子在北京打工，一个月回来一回……电风扇仍然兀自地转着，我的朋友打电话让我上五楼去看《吕端》，她在后面嚷着：一会过来吃包子呀，我包的包子可好吃了……楼道里已经有包子香了。在大夏天，她点的是蜂窝煤炉子。
我急促地上楼，这是最热的夏天，我的汗下来了，很咸，很咸。
而青春和现在的区别，就是有时我分不清，哪滴是眼泪，哪滴是汗水。因为，它们的咸度和温度，都像烟花，那么凉，那么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