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儿子。她十九岁和我父亲结婚，十二年后，三十一岁生下了我。按说，她对我这样一个难得的“宝贝”应该极其宠爱才正常，可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超常的宠爱，她的爱才是真正的母爱，平稳、宽容、持久、恒温。她从没有那些夸张的什么“爱”呀，“宝贝”呀，拥抱呀，亲吻呀之类的表示，但我知道，她的爱地久天长。我长大些之后，我的优点从没听到她当面夸奖过，她大概视为理所当然。我的缺点也从没有让她痛心疾首、喋喋不休，她显然认为我慢慢会改。只有小时候我打了人家的小孩或骂了人，她会动怒，咬着嘴拿扫床的笤帚疙瘩打我屁股一通。
我母亲出身于榆社县城一个乡绅家庭，有一点旧式的书香门第那个意思。我姥爷写一手好毛笔字，据说全县第一；他还颇有文学修养，母亲说他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好像叫个什么《钟情录梦》，可惜世无存本。母亲上过小学，在那时候就算有文化的女子了。她1942年参加了革命，当过女兵队长，很快入了党。她似乎比我父亲更通人情世故，更多一点政治敏感性，心里更明白。这可能和她幼年失母，在继母家庭长大有关。我父亲父母双全，小地主家庭生活较优裕，多多少少有点地主少爷的性格，再加上农村的封闭性，走上社会就不容易适应。
我母亲生我大弟弟是1950年，在北京的一个天主教会办的什么医院。那时我四岁。我记得我父亲带我乘一辆西式马车去的，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医院是个欧式大铁门，正对着是一座教堂，左边是医院。我们走进去，我母亲躺在一个欧式铁床上，盖着白被子。她看起来状态不错，很安详。我那个鬼弟弟是不是抱出来让我们看过，我没印象，印象深的是当时到了午饭时间，护士送来一盘蛋炒饭，母亲说不饿，让我吃了吧。我把一大盘全吃了，觉得香极了，太好吃了，好像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这件事导致我终身都爱吃蛋炒饭。
十年后，1960年，在乌鲁木齐，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有天吃饭，我吃了一个馒头，没饱，我还要吃一个，母亲说“咱们不吃了好吧”，我觉得奇怪，她从来让我们多吃点，今天怎么一改常态了？我看见她眼神里有一丝愧疚，还有一种坚定。后来我才知道什么都定量了，饿死人了，但她不告诉你面临困难时期。
我父母都是山西人，人说山西人抠，不能说完全没道理。我父母可能也有些抠，但抠的不一样，我父亲是对外人抠，对自己家人极大方；我母亲是对自己家人抠，对自己更抠，但对别人大方。我父亲对子女，花钱从不计较，六十年代呀，要自行车买自行车，要将校靴买将校靴。有一次看街上橱窗里摆着带鞋的冰刀，他对我说“给你买一双吧”，我一看价钱，几十块钱呀，一个月伙食费都不够，我说“算了吧，太贵了。”他说“贵怕什么，只要你喜欢。”
我母亲不一样，她知道我喜欢吃鸡蛋，有一次在东后街一个饭馆里，她要了十个煮鸡蛋，亲手给我剥皮，看我吃，还说“这次让你吃个够！”我一口气全吃了，她说“怎么样，饱了没有？”我说“离饱还差的远呢！”她说“还能吃几个？”我说“还得再吃十个也不一定饱。”我妈一听，拍了一下桌子，“那算啦，不吃了。”
还有一次她给我要了半只烧鸡，我全吃了，不够，又是问还能吃多少？我说还能吃半只，我妈又一次说“算了。”每次都中途而废，她不管饱。
记得我上高中时喜欢上文学，有一次偶然和母亲说起以后干什么，我告诉她我想当作家，我妈听了以后的反应是“当那个干什么？”我看她反应冷淡，就问她“那你希望我干什么？”她沉吟片刻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就希望你以后工作能……当个秘书。”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秘书？这不是对我的指望太低了吗？我当时很不理解，几十年以后渐渐深入社会了，我才明白我娘的深谋远虑。她是个干部科长，她那时就明白秘书的价值和前程，她哪里仅仅是希望我当秘书呀，她是想让我从秘书起步踏上仕途，她希望我当个大干部呢。我母亲那时就看出来作家诗人不是什么好角色，费力不讨好，谁也管不了，还要受人管，弄不好还要打成右派，劳动改造饿肚子。哪个母亲不希望儿子出人头地荣华富贵呢？在中国，有终极关怀的人毕竟极少，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现实关怀。
我母亲虽然不认为当诗人作家有什么好，但她眼看着我一步步走上那条路而且越走越远，从没有反对过一句，她不会用自己的意愿强扭你，她顺其自然。她虽然望子成龙，也不怕你混得猪狗不如，她个子小，但心大。“混成什么样都是我儿子”，她豁得出来，也输得起。她跟着我父亲从太行山到石家庄，从长辛店到北京，从军队到外国语学院，从乌鲁木齐到吉木萨尔，越走越远，越混越惨，她从无怨言，从无退缩。对比当时有些女人那种势利眼，得意时趾高气扬，稍有挫败马上另择高枝，我母亲是有人格力量的。她有中华传统文明中很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德的分量。她是一个有道德操守的人。
我母亲的生活方式也与众不同，跟我父亲更是完全相反。她完全是传统北方妇女的生活方式，她一生勤劳，但是粗拉。生火做饭，养鸡喂猪，她做的羊肉馅饼香死人了，每次她自己都捞不到吃，她满头大汗心甘情愿；她养什么活什么，养的猪比狗还讨人喜欢，养的鸡飞到屋檐下挂的篮子里下蛋，像投篮一样准，从不落空。她老了以后从不锻炼，连甩甩胳臂动动腿也没见她做过。冬天她干脆不出门，窝在家里，生存方式很不健康。她说“老的不敢见人了”，结果她活了八十八岁，只掉过一颗牙。每年天暖了，她出来了，满头白发的小老太太，她还活着，机关院子里的人见了她情不自禁鼓起掌来！这是大家自发地为一个值得尊敬的生命鼓掌！
我父亲完全不同，他坚持锻炼几十年，已经有瘾了，不锻炼过不去，光早晨起来就炼两小时，不管到哪儿，从不中断。我父亲这么炼，活了八十九岁。所以锻炼不锻炼，并不决定寿命，只是一种习惯，一种心情，或动或静，全凭自愿。谁要以为坚持锻炼就一定能延年益寿，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谁知道老天爷认不认账。
到了2003年，我母亲住院了。她一辈子除了生孩子，基本上没住过院，在我印象里，她似乎就没生过什么病，最多就是“身上不舒服了”，过两天自己就好了。她是个有病不求医的人，也没什么养身之道，只有一条，“不敢病，病了谁顾这个家”。到了八十八岁高龄了，她倒是敢病了，一病就没出医院。她大概是知道期限到了，躺在病榻上握着我的手说，“我还不想死”。她还牵挂着这个家，牵挂着儿孙。这个老人一天福也没享过，但她平凡、朴素而又充实，她没有什么太远大的人生目标，但她作为一个母亲，是完美的、伟大的，母亲就是她的人生目标，她实现了，而且满分。她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2003年2月19日，她离开了我们。
她的名字也和她的时代、身世一致，我的母亲叫张淑英。
2011年清明节，我们兄弟四家去扫墓，我父亲2008年3月20日也去世了，他俩合葬在一块墓碑下。这两个从太行山走出来的人，卷入时代洪流，投身革命，四海为家，最终竟在远离故土数千公里外的天山脚下安息了。呜呼，幸耶？悲耶？幸耶悲耶也都没什么意义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的时代还可以“托体”，今天的人，只有骨灰。
在墓碑背后，刻着我为她俩撰写的碑文，母亲先葬，写在上面：
自幼失母母仪儿孙
书香家庭投身革命
身材瘦小历尽风云
华北西北四海生根
给父亲写的刻在下面：
以直道行坎坷独见厚朴
惟倔强对艰险可谓敦忠
可能概括不了她俩的人生，仅仅表达一点我们的认识。那天回来后，愈觉自父母离世后，无遮无靠了，天地虚空了，自己便突兀地独立在这人生间，伤怀陡起，写了一首小诗《莫提娘》，抄录下来，作为结语：莫提娘，
提娘泪盈眶。
我娘怀我整十月，
等来哭声第一响，
从此心拉长。
莫提娘，
提娘必心伤。
娘是大树遮风雨，
儿是小鸟飞四方。
儿大不由娘。
莫提娘，
提娘两茫茫。
儿是娘心尖上肉，
娘是儿心一点钢，
男儿须自强。
莫提娘，
清明扫墓忙。
娘在九泉望着儿，
儿在人间想着娘，
白发意徬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