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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提娘

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儿子。她十九岁和我父亲结婚,十二年后,三十一岁生下了我。按说,她对我这样一个难得的“宝贝”应该极其宠爱才正常,可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超常的宠爱,她的爱才是真正的母爱,平稳、宽容、持久、恒温。她从没有那些夸张的什么“爱”呀,“宝贝”呀,拥抱呀,亲吻呀之类的表示,但我知道,她的爱地久天长。我长大些之后,我的优点从没听到她当面夸奖过,她大概视为理所当然。我的缺点也从没有让她痛心疾首、喋喋不休,她显然认为我慢慢会改。只有小时候我打了人家的小孩或骂了人,她会动怒,咬着嘴拿扫床的笤帚疙瘩打我屁股一通。

我母亲出身于榆社县城一个乡绅家庭,有一点旧式的书香门第那个意思。我姥爷写一手好毛笔字,据说全县第一;他还颇有文学修养,母亲说他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好像叫个什么《钟情录梦》,可惜世无存本。母亲上过小学,在那时候就算有文化的女子了。她1942年参加了革命,当过女兵队长,很快入了党。她似乎比我父亲更通人情世故,更多一点政治敏感性,心里更明白。这可能和她幼年失母,在继母家庭长大有关。我父亲父母双全,小地主家庭生活较优裕,多多少少有点地主少爷的性格,再加上农村的封闭性,走上社会就不容易适应。

我母亲生我大弟弟是1950年,在北京的一个天主教会办的什么医院。那时我四岁。我记得我父亲带我乘一辆西式马车去的,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医院是个欧式大铁门,正对着是一座教堂,左边是医院。我们走进去,我母亲躺在一个欧式铁床上,盖着白被子。她看起来状态不错,很安详。我那个鬼弟弟是不是抱出来让我们看过,我没印象,印象深的是当时到了午饭时间,护士送来一盘蛋炒饭,母亲说不饿,让我吃了吧。我把一大盘全吃了,觉得香极了,太好吃了,好像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这件事导致我终身都爱吃蛋炒饭。

十年后,1960年,在乌鲁木齐,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有天吃饭,我吃了一个馒头,没饱,我还要吃一个,母亲说“咱们不吃了好吧”,我觉得奇怪,她从来让我们多吃点,今天怎么一改常态了?我看见她眼神里有一丝愧疚,还有一种坚定。后来我才知道什么都定量了,饿死人了,但她不告诉你面临困难时期。

我父母都是山西人,人说山西人抠,不能说完全没道理。我父母可能也有些抠,但抠的不一样,我父亲是对外人抠,对自己家人极大方;我母亲是对自己家人抠,对自己更抠,但对别人大方。我父亲对子女,花钱从不计较,六十年代呀,要自行车买自行车,要将校靴买将校靴。有一次看街上橱窗里摆着带鞋的冰刀,他对我说“给你买一双吧”,我一看价钱,几十块钱呀,一个月伙食费都不够,我说“算了吧,太贵了。”他说“贵怕什么,只要你喜欢。”

我母亲不一样,她知道我喜欢吃鸡蛋,有一次在东后街一个饭馆里,她要了十个煮鸡蛋,亲手给我剥皮,看我吃,还说“这次让你吃个够!”我一口气全吃了,她说“怎么样,饱了没有?”我说“离饱还差的远呢!”她说“还能吃几个?”我说“还得再吃十个也不一定饱。”我妈一听,拍了一下桌子,“那算啦,不吃了。”

还有一次她给我要了半只烧鸡,我全吃了,不够,又是问还能吃多少?我说还能吃半只,我妈又一次说“算了。”每次都中途而废,她不管饱。

记得我上高中时喜欢上文学,有一次偶然和母亲说起以后干什么,我告诉她我想当作家,我妈听了以后的反应是“当那个干什么?”我看她反应冷淡,就问她“那你希望我干什么?”她沉吟片刻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就希望你以后工作能……当个秘书。”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秘书?这不是对我的指望太低了吗?我当时很不理解,几十年以后渐渐深入社会了,我才明白我娘的深谋远虑。她是个干部科长,她那时就明白秘书的价值和前程,她哪里仅仅是希望我当秘书呀,她是想让我从秘书起步踏上仕途,她希望我当个大干部呢。我母亲那时就看出来作家诗人不是什么好角色,费力不讨好,谁也管不了,还要受人管,弄不好还要打成右派,劳动改造饿肚子。哪个母亲不希望儿子出人头地荣华富贵呢?在中国,有终极关怀的人毕竟极少,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现实关怀。

我母亲虽然不认为当诗人作家有什么好,但她眼看着我一步步走上那条路而且越走越远,从没有反对过一句,她不会用自己的意愿强扭你,她顺其自然。她虽然望子成龙,也不怕你混得猪狗不如,她个子小,但心大。“混成什么样都是我儿子”,她豁得出来,也输得起。她跟着我父亲从太行山到石家庄,从长辛店到北京,从军队到外国语学院,从乌鲁木齐到吉木萨尔,越走越远,越混越惨,她从无怨言,从无退缩。对比当时有些女人那种势利眼,得意时趾高气扬,稍有挫败马上另择高枝,我母亲是有人格力量的。她有中华传统文明中很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德的分量。她是一个有道德操守的人。

我母亲的生活方式也与众不同,跟我父亲更是完全相反。她完全是传统北方妇女的生活方式,她一生勤劳,但是粗拉。生火做饭,养鸡喂猪,她做的羊肉馅饼香死人了,每次她自己都捞不到吃,她满头大汗心甘情愿;她养什么活什么,养的猪比狗还讨人喜欢,养的鸡飞到屋檐下挂的篮子里下蛋,像投篮一样准,从不落空。她老了以后从不锻炼,连甩甩胳臂动动腿也没见她做过。冬天她干脆不出门,窝在家里,生存方式很不健康。她说“老的不敢见人了”,结果她活了八十八岁,只掉过一颗牙。每年天暖了,她出来了,满头白发的小老太太,她还活着,机关院子里的人见了她情不自禁鼓起掌来!这是大家自发地为一个值得尊敬的生命鼓掌!

我父亲完全不同,他坚持锻炼几十年,已经有瘾了,不锻炼过不去,光早晨起来就炼两小时,不管到哪儿,从不中断。我父亲这么炼,活了八十九岁。所以锻炼不锻炼,并不决定寿命,只是一种习惯,一种心情,或动或静,全凭自愿。谁要以为坚持锻炼就一定能延年益寿,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谁知道老天爷认不认账。

到了2003年,我母亲住院了。她一辈子除了生孩子,基本上没住过院,在我印象里,她似乎就没生过什么病,最多就是“身上不舒服了”,过两天自己就好了。她是个有病不求医的人,也没什么养身之道,只有一条,“不敢病,病了谁顾这个家”。到了八十八岁高龄了,她倒是敢病了,一病就没出医院。她大概是知道期限到了,躺在病榻上握着我的手说,“我还不想死”。她还牵挂着这个家,牵挂着儿孙。这个老人一天福也没享过,但她平凡、朴素而又充实,她没有什么太远大的人生目标,但她作为一个母亲,是完美的、伟大的,母亲就是她的人生目标,她实现了,而且满分。她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2003年2月19日,她离开了我们。

她的名字也和她的时代、身世一致,我的母亲叫张淑英。

2011年清明节,我们兄弟四家去扫墓,我父亲2008年3月20日也去世了,他俩合葬在一块墓碑下。这两个从太行山走出来的人,卷入时代洪流,投身革命,四海为家,最终竟在远离故土数千公里外的天山脚下安息了。呜呼,幸耶?悲耶?幸耶悲耶也都没什么意义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的时代还可以“托体”,今天的人,只有骨灰。

在墓碑背后,刻着我为她俩撰写的碑文,母亲先葬,写在上面:

自幼失母母仪儿孙

书香家庭投身革命

身材瘦小历尽风云

华北西北四海生根

给父亲写的刻在下面:

以直道行坎坷独见厚朴

惟倔强对艰险可谓敦忠

可能概括不了她俩的人生,仅仅表达一点我们的认识。那天回来后,愈觉自父母离世后,无遮无靠了,天地虚空了,自己便突兀地独立在这人生间,伤怀陡起,写了一首小诗《莫提娘》,抄录下来,作为结语:莫提娘,

提娘泪盈眶。

我娘怀我整十月,

等来哭声第一响,

从此心拉长。

莫提娘,

提娘必心伤。

娘是大树遮风雨,

儿是小鸟飞四方。

儿大不由娘。

莫提娘,

提娘两茫茫。

儿是娘心尖上肉,

娘是儿心一点钢,

男儿须自强。

莫提娘,

清明扫墓忙。

娘在九泉望着儿,

儿在人间想着娘,

白发意徬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