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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
坐我前面的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
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这歌太狠了,像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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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9岁彻底失明,有人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得太早,它扑了个空。
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像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20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那时,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他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小时书。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20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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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
他写道:“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像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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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电视台录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对他说:“我非常不幸失明过,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周云蓬说,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灵感。很多人面对残疾人,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就好像不沉重不够尊重。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周老师,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情愫,都是这样的词。
周云蓬说,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人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还敢坏啊,太不要脸了。
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两人约会,因为看不见,被学校发现了。他是好学生,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他说:“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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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是据说歌唱得好。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白涯涯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
周云蓬说,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
他稍有名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将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作为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
我们的文化里,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他有一个疑问是:“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
他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他说,如果阿炳在天有灵,他会想:“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他说这事惟一给他的启示是,去理解、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