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的照片不多，那时还没有流行数码相机，相机、胶卷、冲洗相片等费用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大学相册里面的我，很少正儿八经地穿属于那个年龄女孩应该穿的漂亮衣服，而是喜欢捡师兄不要的夹克衫穿，将外贸店淘来的最大码男士格子衬衣当裙子穿，脚上还经常套着一双绿色的长筒雨靴。偶尔有穿得比较正常的照片，皆是因为父母驾到。
那时候，父亲在一个出差机会非常多的部门工作，母亲已经办理了内退。但凡有到武汉出差的机会，父亲都会努力争取，然后带着母亲一路南下。到了武汉，父亲去忙他的事儿，带母亲游玩成了我那几天的头等大事。
有一张照片，是我与母亲在黄鹤楼拍的，时间是大学一年级的秋天，那也是我第一次去黄鹤楼。我们站在黄鹤楼正门的台阶上，母亲比我矮，我偏偏又站在比她高一级的台阶上，整个身体扑在她的肩上，看上去像她在背我下山。母亲照相很少有笑容，她总说自己不会照相，但在那张照片上，我们像刚刚互相挠完痒一样，脸上挂满笑。那时候黄鹤楼的门票5毛钱一张，如今已经80块钱一张了。
有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差事，父亲也会接下长沙甚至广州的公差，将武汉作为中转站，放下母亲，自己继续南下。这样的情况，母亲便会与我一起住宿舍，同睡那张一米宽的硬板床。另外的一张照片，是我与母亲坐在床上拍的。从我们肩膀的空隙看过去，我的床铺整洁异常，这种奇怪的现象，全赖于母亲勤劳的双手。当时，我们全宿舍六个人，只有一个江西女孩可以坚持做到每天起床叠被子。我的蚊帐上挂着各种树叶标本，有梧桐、银杏、红枫，都是我在书里夹干后，用大头针别上去的。它们在当天晚上我与母亲同挤一张床时，经受了我的大腿疾风暴雨的扫荡，大部分都阵亡了，这张照片便成了树叶们的遗照。
整本相册，竟然没有一张照片，是我与父母在一起的。父亲不喜欢照相，但他无比享受给我和母亲做摄影师的感觉。我要求父亲找一位路人帮我们照一张合影，他总是不肯。一次，他悄悄地对我说：“如果让别人帮忙照合影，你妈会担心人家拿着咱家相机跑掉。”由于母亲的谨小慎微，我的大学相册缺失了最重要的一张照片。
大学前三年，母亲共来看过我六次。我上大四后，母亲在家门口的马路边开了一间报刊亭，开心地做起小老板，探望我的重任便落在了父亲一个人身上。我最喜欢的与父亲的一张合影，是在东湖楚天台拍的，那一天光线特别好。我即将毕业，头发剪短，电了卷，身上穿着上一个寒假回家，母亲为我选购的一件贵重的羊毛衫，深咖啡色，缀着浅黄的蕾丝花朵。我的头只到父亲的肩膀，我们都背着手，意气风发。
上武汉大学是父亲少时的梦想，当我帮他实现了这个梦想后，我总觉得他来看我，与母亲来看我，有着截然不同的动机。母亲是单纯出于对我的思念与担忧，热衷于陪我买东西，看风景名胜，去一切我想去的地方；而父亲只喜欢在校园以及周边转悠，每次都感叹校园之美，那股子自豪劲儿，好像他的女儿不是武大成千上万的小星星中不起眼的一颗，而是校长。
楚天台前那张与父亲的合影，是我当时的男朋友帮忙拍的，到了本科最后一年，我似乎觉得可以名正言顺地谈恋爱了。那个男孩长得无比端正，母亲看了照片甚是欢喜，父亲却始终不怎么喜欢他，后来我们分手了，他还说了一句“分得好”，生生地往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我的家乡离武汉一千多公里，大学四年，宿舍六个女孩中，我父母来探望我的次数最多。
毕业那年夏天，我回家乡，母亲说起来探望我的千里长途，“有一次，我们没买到火车票，坐汽车，我胆汁都快吐出来了。”母亲闻不得汽油味儿，晕车严重，然而这些事情，他们当时都没有对我讲，不知是怕我担忧，还是看到女儿的喜悦冲淡了路途的艰辛。
我们留在相册上的那四年，每一天都是清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