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母亲的我们，从此不再是孩子。
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是母亲的葬礼。
那年三月，当我打电话回家时，继父告诉我：妈妈得了胃癌，已是晚期。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我还记得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扛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
我飞回南京，进病房时，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眼睛望穿秋水地满是等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已瘦黄的两只手，叫一声：“女儿！”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
我看着她，两行眼泪从她眼里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颧骨。她笑了一下，带出一口叹息。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蔬菜。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她曾有很浓密的头发，编成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我们的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像是完全康复了，退回了几十年的岁月。眼睛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个深皱的酒窝，又圆了。
五月份，妈妈的情形相对稳定，我必须回美国处理一些事务。临走前的晚上，她忽然讲起我出生时的情形。
“你在三分钟之内就冲到这世界上来了，”妈妈说得很慢很仔细，似乎要把每个细节都翻出来让我知晓，“我一直都想要个女儿。”所以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拉着医生护士的手不停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这个突然兴起的念头的喻义。
离开三个月后，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被家人瞒在鼓里的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要过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入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缺了一块。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我临时写了悼词，语句文法都稍显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以生为始，以死为终，她补上我没有的那份关于诞生的记忆：女儿，你因爱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