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熟人，是我的同龄人，读大学时就认识的。我们不是同一个学校，但知道他是个活跃人士，并且早早就有了市场意识，在大家还在闷头读书的时候，已经知道编娱乐手册挣稿费，去外地旅游时在边远地区为当地人拍照，挣回一部分车钱。我们来往不多，关于他的故事大多是听说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太“前卫”了，理解有些困难，所以他并没有给我太深的印象。他毕业后到北京工作，我们就没有见过面。
十年一转眼就过去了，没有想到和他又见面了。他出差来上海，有事找我。办完了正事，我们几个年轻朋友就找了家茶馆店开始大泡特泡。话题很多。关于北京和上海这些年的变化——同龄人的看法永远比报上、电视里的信息更有参照意义，有关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我们都有了不少变化，对现状的感觉与今后的打算，还有天南海北各种奇闻怪事……
这种谈话通常都很愉快，没想到的是，因为这次谈话，这个十多年前就认识的人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我才肯定，我不会忘记他了。
他说起他前几年在南方的Z市经商的事。那时他和朋友合伙在Z市注册了一个公司，做进出口贸易，初见成效。因为他在北京还有工作，所以他让那个朋友负责Z市的日常事务，有大事和他联系或者他飞过去处理。
“那时候，已经挣了两百多万的家当了，我们说好全都放在公司里，个人不吃不用，把生意做大。结果有一天，一个电传过来，是我们的客户，说我们公司没有按期付款。我打电话找我的合伙人，哪儿都找不到他，我意识到有问题，马上飞过去。打开公司门，我眼前真是顿时一黑，整个公司都空了，除了家具还在，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当然我的那个朋友也没有了踪影。有人告诉我他出国了。不用说他带走了所有的钱。留给我的，是一张国际长途电话帐单，还有拖欠的房租和各种帐单，共有十万块。我当时就傻了，整个脑子都乱糟糟的。从心里说我觉得我是受害者，我的钱让人卷走了，根本没有理由要我付这些帐单，我真想一走了之。可是我又觉得这样不行，公司也是我的，出这种事是我看错人，错了就应该承担责任。更何况，我是一个前程远大的人，我不能让自己这辈子永远不能到Z市。我要自己能堂堂正正地到任何地方。”
故事的结局是：他将个人的积蓄倾其所有付清了账单，向一个朋友借了机票钱回了北京。他当然没有就此灰心，又重新开始干起了别的。而那个合伙人，听说有人在泰国看见过他。“我想想，他比我惨，他不敢回来了。我觉得自己当初绝对是作了一个英明的决定。”
如果不是身处一个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巧取豪夺和欺世盗名畅通无阻的时代，无法理解我们听到这番话的感动。我对经商没有兴趣，也无从判断他是不是一个有经营才能的人，只是当我听到他说“我是一个前程远大的人”时，我相信他会有所作为的，不管是哪个方面，这是迟早的事。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惊慌失措，没有自怜自艾，更没有放弃一切，仍然对自己抱着很高的期望和自信，这样的人应该是有出息的，否则这世界就彻底疯了。
觉得自己前程远大、是做大事的人，对人的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有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尤其在大事上坚持原则，认为“暗室欺心，君子不为”；有人却觉得自己可以随便放任，不屑于遵守规范，反正“成则为王败则寇”。
可是，当一个人还年轻的时候，他最大的资本就是他的清白记录，如果他不保护这个记录，他很快就会变得污浊丑恶。从人的本质意义上说，失去了清白便失去了一切。无论攫取多少东西都不是成功，即使赢得了世界，也必履危机，因为占有的越多只说明他伤天害理的事干得越多。一旦失败没有人会伸出援手，于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个人如果在某地作了缺德亏心的事，他就很难再到那里，别人的鄙视与不信任，使那个地方成为他的禁地；同样，一个人如果对朋友作了损人利己、情理难容的事，那么这个朋友也就成了他不敢见的人。一个志向远大的人，确实是不肯让自己轻易有这样不敢去的地方、不敢见的人的。换言之，每个志向远大的人，必然有这种自我意识，要让自己永远可以堂堂正正地到任何一个地方、见任何一个人。拒绝一时得益而后心虚、躲避、脸红、眼神闪烁的小人态。
我也认为我的这位同龄人当初作了一个“绝对英明的决定”。听见他这样平静如水地说自己的失败，看见他脸上的坦然、眼睛里未折断的锋芒，我不禁在心里为他击节叫好：
好样的，我的同龄人！
剩下的事，就是看他在成功的路上能走多远，并且为他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