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儿子儿媳把我从乡下接到城里来小住，正好赶上7岁的孙子新学期开学。我闲着没事，每天由我接送他上下学。
这天，我接孙子放学路过农贸市场，远远的就闻到扑鼻的烤红薯香味。孙子便缠着我说：“爷爷，我要吃烤红薯”。我说：“烤红薯有什么好吃”。孙子不依，拉着我径直走到烤红薯摊前，捡了一个大的，说：“爷爷，就要这个，我们俩分着吃”。我说：“爷爷不吃，你就挑个小的自己吃吧”。
孙子拿着热腾腾的红薯，我看有些烫，便说：“让爷爷给剥了皮，然后你再吃”。我剥去三分之一的红薯皮，递给了孙子。孙子说：“爷爷，你先尝一口嘛”。我说：“你吃吧，咱们乡下也有这个”。我看着孙子吃得高兴劲儿，让我想起终生难忘吃红薯的事来。
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因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人们在政治觉悟上天天搞“斗私批修”，在生产上搞“亩产万斤”，浮夸风闹得粮食十分紧张。那时，我刚高中毕业，村里同族的四爷说我算是个“文化人”，就让我去村部的小学教书，因为四爷是村长，代表村革委会，一人说了算。
我教的是三年级，学生都是左邻右舍家的孩子。就在我教书的第二个学期，因遭受自然灾害，家家户户几乎没有饭吃。当时村里唯一保留一块有3亩多的山坡红薯地，正好孩子们上学路过。为害怕有人偷红薯，村里派人专门照看。
一天，我和3个孩子一起放学回家，走到半路，其中一个孩子突然问我：“老师，你想吃红薯吗”？我随口说：“谁不想吃。”可谁知，有两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弄来5个红薯装在书包里。我立即严肃的说：“红薯是集体的，怎能随便偷，要让人看到，还了得”。孩子们一脸苦笑，根本不懂当时的社会，只知道饿了要吃东西。
红薯不能带回家，扔掉太可惜。他们央求我说：“老师，干脆找个偏僻的地方，把红薯烧了吃再回家”。我一听，也只有这样。于是，我和孩子们跑到一个小山坳，捡了些柴，开始烧红薯。大约过了五六分钟，红薯只有半成熟，孩子们就把红薯从火里扒出来吃。其中一个孩子从火堆里扒出一个红薯递给我，尽管我再三拒绝，还是接过红薯，吃有不到一半，突然，四爷从村部开会回来，寻着烟雾走到我们跟前。
四爷见状大发脾气，冲着我说：“我让你教书，你却带孩子来偷集体的财产，从今儿起，你就不要教书了，村里已与你划清界限”。我给四爷解释，可他坚决不相信。我说：“四爷，不管是谁弄来的红薯，就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就放过吧，再说咱们族上还没出三伏”。四爷一脸怒气，“你是你，我是我，谁跟你这样路线的人是同族”。
下午，我就被几个红卫兵带到了村部，村里召开上千人的村民大会，主持会议的四爷先宣布了我的“资本主义黑五类”成分，然后一个眼色，六个红卫兵就把我押上台前，用事先准备好了的纸糊“高尖帽”戴到我的头上，那两尺多长的“高尖帽”上写着“无产阶级的敌人”，然后让我和村里的几个地主富农成分的“黑五类”站到一块，由我开始一个一个的向群众“认罪”，当时，我眼里在掉泪，心里却在滴血。
从此以后，村里每逢开“斗私批修”大会，我和我父母被红卫兵不是用绳索捆绑，就是让背着石块“游乡”，我们一家成了全村批斗的重点，是我也连累了父母。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背负了二十多年的“黑五类”成分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一下子感到身心有说不出的轻松。
人生如白驹过隙，如今的政策、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怀着对追求未来幸福的美好愿景，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将永远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