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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父亲

我很小的时候,四五岁吧,有一次看到人们抬着一个奇怪的箱子在走。我问别人,箱子里是什么?旁人随口回答,那是棺材,里面有一个死人。我又问,他们要把他抬到哪里去?人家回答,抬到土里去。

这就是我对死亡最初的理解,觉得很不舒服。我想,一个人躺在土里,鼻孔里会有蚯蚓在爬,眼皮里夹满了沙子,饿了吃不到饭,冷的时候,虽说有箱子盖挡着风雪,也会冻得打战。

后来我成为医学院的学生,解剖尸体是必修课。我因为来自高原,算是经历了艰苦的考验,大家希望我能做个表率。我也不愿意被人家说女孩子胆小,就装作无所畏惧的样子,要求第一个开始操作。那种在死人身上动刀的恐惧经历,刻骨铭心。表面上还要装作从容镇定,谈笑风生,心中的感觉更是骇异。

特别是我所解剖的那具尸体,是一个死刑犯,当天上午处死他之前,还让他站在车上游了街。当时我站在路边,车子驶得很快,人脸晃过时很模糊。在解剖的时候,我不能确定自己早上是否看到过他(因为同时执行死刑的还有其他人),就不由自主地仔细察看他的脸和表情,觉得他痛苦而狰狞,在恨我。他的灵魂盘踞在充满福尔马林气味的解剖室里,威胁着我。

后来我当了实习医生,我医治的第一个病人是位中年妇女,肾衰竭,已到晚期。她的死亡来得十分急骤,那天晚上别人都去看电影了,老医生也不在。我正在写病程记录,护士突然报告说病人呼叫我。我赶到她身边,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小皮(她是南方人,总把毕说成皮)医生,我好难受啊……”

我急忙听诊,她的胸膛里,已是无边无际的沉默。我开始抢救,但采取的所有急救措施都宣告无效。后来老医生来了,看了记录,说我很恰当地尽了一个医生的职责,干得不错,但我还是非常沮丧。

她的丈夫那天晚上看电影回来,放声痛哭,急着问:谁最后在她身边?我说:是我。他又问:她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本来想如实相告,但又一想,那位丈夫因为妻子逝去时,不在她身边,已充满内疚,如果我再转述了他妻子临终时很痛苦很难受的遗言,是不是他会终生谴责自己?于是我咬着牙说:你妻子走得很安详,她什么也没说。

多少年来,我为自己当时的处置忧虑,不知道自己是否得体。也许,让一个挚爱自己妻子的丈夫,得知她诀别人世的真实情况,应该是更重要的选择。

后来,我当了许多年的医生,看到了无数死亡,已经可以做到心如古井处变不惊。但我自知关于死亡的恐惧和忧虑,并无缓解或消失。它们像冬眠的蛇,潜伏在我意识最深的地窖里,等待惊蛰。

再后来,我的父亲得了骨髓癌,这是一种极为恶性的疾病,治愈率为零。当我确知这一诊断结果的时候,只觉得天塌地陷。父亲以为我是医生,可以治好他的病。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还要不断对父亲做出光明的许诺。作为戎马一生的军人,父亲有极强的洞察力,我想他是知道一切的,但他从来没有叙述过自己的痛苦,他在最后的苦难中,对我说的是——他很幸福。

为了保护母亲和家里人,我一个人独自面对医生,把日趋恶化的各种化验报告仔细地粘贴,来回分析。但我知道父亲的生命已一天天消逝,再无法挽回,我能做的只是减轻他临终的痛苦,让全家人特别是母亲,减少一些重创的剧痛。

父亲是叫着我的名字,死在我的面前的……

多年来,我无法回忆这一惨痛的时刻,我无法与任何人谈起,只有深锁心底。(同母亲谈,会勾起她的痛苦;同弟妹谈,会使他们难过;同朋友谈,一般的安慰对我无效。)我曾寄托于无往不胜的时间,以为它会渐渐冲淡我的痛苦。但我似乎错了,长久的时间过去了,那创伤依旧绽裂着,流血不止。只要一想起父亲,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泪流满面。

父亲的丧礼过后,我使劲吃饭,总也吃不饱。我知道自己心理上出了毛病。因为父亲的病最初被发现,就是从体重无缘无故减轻开始的。那样强壮的人,最后被疾病摧残得虚弱无比。潜意识里,我觉得吃饭似乎可以抵挡病魔,竟视体重的不断增加为安全。

我开始恐惧医院,哪怕是极要好的朋友病了,我只肯到家里探望,绝不敢进医院的门。因为父亲逝世前一个月,我天天守在病房,寸步不离,神经对白色过敏并厌恶,我再也不想见到病床和药瓶了。

我不能参加追悼会,哪怕是极尊敬的前辈去世,家属发来治丧函,邀我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都以种种理由推托,或者干脆不给回音,让对方觉得很无礼貌。我无法面对那种氛围,恐自己失态放声痛哭。

甚至我的弃医从文,也和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我觉得医生太无奈了,充其量只能预报病情恶化的时间,却无能为力挽救生命。我虽然可以承认这是新陈代谢的规则,但再也无法从容对待病人和家属满怀期望的眼神。我要逃避这种对视。

对于死亡的思索,使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认识,但我知道自己要超越生死,对死亡有一种更达观更理性的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希望自己能够摆脱“死”这个结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