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思想家把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别概括为：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笼统的，重领悟；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重思辨。这不是没有道理。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人处理事物的方式不同。具体来说，西方人是辩证的，而东方人是注重直觉的，即所谓中华文化中“圆而神”的智慧。
“圆而神”出自《易经》，与“方以智”相对应。在西方哲学中，一切用智慧的理性所把握的普遍的概念原理，都是“直”的。所谓“直”，就是要么在深刻性上不断深入，这叫纵的“直”；要么在广泛性上不断外延，这叫横的“直”。这些“直”的一个接一个，最终成为“方”的。所谓“方”，就是有明确的方向、明确的界定、明确的转折。这些普遍的概念原理，因其是抽象的，因此当应用在具体事物上时，必须对具体事物的有些方面的性质有所忽略和取舍，才能与其相适应，因而就不可能完全真实、尽善尽美地反映该事物的特征和个性。要想完整无遗地反映出事物的全部特征和个性，我们就必须有一种智慧的方法，就是随具体事物的特殊的、单独的变化，而与之宛转俱流、随形向意地对变化进行概括的智慧。对这种智慧的运用，最初可能没有普遍性，而是把普遍融入特殊，而从特殊中又体现出了普遍性，普遍性就在此特殊中。而且从字面看也不清晰，是笼统的。但这种特殊性所规定的普遍性，被人们主动认可并推行后又成了一种普遍性。就像一条直线才向一方伸展，随即运转而成圆，以绕具体事物之中心旋转。这就是“圆而神”之智慧。用通俗的话来说，“圆而神”就是虽然听起来有点“模棱两可”，但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其精神基本上是对的，描述出了事物的本质特征。正像庄子思想所谓“神解”“神遇”，孟子所谓“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此神非上帝之神、精神之神，而是“伸向”的意思，即直指事物的本质。人只以普遍之抽象概念原理观物，必有所合，亦有所不合。有不合处，便有滞碍。有滞碍，则心中精神有所不伸，想象力就不能完全发挥出来。人必须能将普遍抽象的概念原理理解并转化为与事物宛转俱流的“圆”的智慧，然后才能运用自如、心想事成。所以叫“圆而神”的智慧。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势利导，因时而变，活学活用。总之，就是要把握认识事物的活的灵魂。
这种智慧不只是一种辩证法的智慧，而略近于我们所说的“直觉”。这种智慧可适用于一切普遍事物，不用等到事物内部的矛盾凸显出来，即已将其化解在将发未发之时。
这是中国天人感应学说的发展和应用，它的一个集大成者就是中医学说。它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神秘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