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在报社的时候，是所谓白班——但也得晚上八九点才能走。天擦黑，就三五同事搭伙去凑顿晚饭。
有位单身京漂同事，难得母亲去看她，小住半个月，天天得瑟得不行。结果天黑了，居然和我们一起去AA。我们很奇怪：“你不回家去吃妈妈做的饭？”她连连摇头，一脸一言难尽：“别提了，我妈做的饭真是够难吃，我不和你们去调剂一次半次，撑不下去了。”我们全体大笑，个个心有戚戚。
我们这一代，大部分出身中国第一代双职工家庭，母亲善烹饪精女红的，大概没几个。文人雅士怀念“妈妈做的莱”，是隔着几万里辛苦路，时间给撒了浓浓的胡椒面，也是因为他们大抵是中产家庭，有一个擅长调和五味的母亲吧？
朱德在《我的母亲》里写：“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吃的是豌豆饭、莱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再有滋味，只怕也无法认为是美味，没什么舌尖上的萦萦追忆。而写了《女教授的19道私房佳肴：饮膳札记》的林文月，想必她的儿女回忆起母亲做的菜，也就是味蕾的《古诗十九首》吧。
我妈是农家女出身，初中起就开始住校，每学期初扛着一麻袋红薯去交伙食费。一路吃食堂吃到大学毕业，三日入厨，向隔壁老太太们学会煮羹汤。正是艰难时世，六口之家六个空空如也的胃袋，把它们填满就是大问题。吃饱了，才有资格脍不厌细。朱天文写父母的爱情故事，说父亲取笑母亲：“内人做的莱要用猪槽来装。”一是说量大，二是说味次。我妈做的菜，也不分轩轾。
但我记得她在深秋侵骨寒的霖雨里，搭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为我买豆丝，因为“都说那家最正宗”。我在红菜苔刚刚上市的十一月匆匆回家一趟，她给我炒了青菜，自己一口不吃：“我吃的机会多呢。”其实也不多，这虽然是青菜，现在贵得令人咋舌，她平时不怎么舍得吃。
妈妈做的莱，其实很难吃，却是我一生，不会再遇到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