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看电视，电视里又出现了那位说东北话的总是饰演母亲角色的老演员，妻子说：“这演员真像咱家老太太，老太太真是个心善的人，我想到那个困难的时候，周末为你留的只有一根干瘪的胡萝卜。”她说完这话，一下子弄得我俩都沉默了。老母亲去世多年了，妻子一下子说起干瘪的胡萝卜，又把我引回到40多年前……
那时，我和母亲都在大凉山的西昌生活。母亲是从省城下放到大凉山“基层锻炼”的，下放后遇到3年自然灾害，无人过问，母亲就一直在大山里一所师范学校当老师，我也从省城去了西昌，和独自在大凉山的母亲做伴。3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就近上学的“西昌专科附中”只办了一年就撤销了。学校撤销后，农村来的同学就失学回乡，学校里少数有城镇户口的学生便安排到其他学校读书，我去了川兴初级中学。西昌是川西高原中的一块坝子，也就是四周高山围起来的一块小盆地，盆地的中央是叫邛海的湖泊，这使西昌有了高原明珠的美誉。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和川兴中学隔湖相望。在上世纪60年代初，交通十分不便，我从家去学校，只能沿田埂小道走，老乡说，这段路有30多里，我每次回家，都要走3个多小时。
这根干瘪的胡萝卜让我又走上了那30多里的田埂小道。学校是周六下午放假。川兴中学是川兴公社办的农村中学，几排干打垒的房子，再加一个平整出来的操场，便是学校。我刚去的时候，学校连围墙都没有，四周都是农田。有一条不长的土路连接进县城的公路，公路也是土路，没有铺柏油，也没有公共汽车。学校到城里有十五六里远。从县城再到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有土石公路，还是十五六里。开始从学校回家，胆子小，走到一半天就黑了，所以要走公路回家，公路上虽然没有灯光，但总有来往的行人车辆给自己壮胆。那时候，不光是怕黑，还怕狼，当地人叫狗豹子。不仅怕狼，还怕山上的彝民，大凉山民主改革在1958年才进行，在此以前奴隶主下山来抢人当奴隶的事，还真让当地老百姓心惊肉跳，家里的小孩一淘气，大人就吓唬：“还不回家，下山抢人的来啰！”那时，我才是一个12岁的孩子，要在荒郊野外走完30多里路，实在是“弟弟你大胆地往前走”，没有人给我唱这支歌，只因为路的尽头就是家，那里有想了一个星期的妈妈。
在这路上过了两年，越走越大胆，到后来就不走公路了，沿着湖旁走田埂小道，这样会省两三里路。同时，走小路心里紧张，脚下的步子自然也急，总觉得能早些回到家里。直到今天，还能回想起那些田埂小路，那些蛙鸣和月色。能够为我的心境还有当时感受到的山野风景相呼应的有两本老书，一本是艾芜先生的《南行记》，一本是作家高缨的散文集《西昌月》。艾芜的是经典风光，苍凉而清凄；高缨是在西昌深入生活时之作，浪漫而绮丽。两种情绪揉在一起，就是在大凉山乡村中学读书的我每个周末步行30多里回家的心境。
这根干瘪的胡萝卜让我回到了那个漫长而饥饿的乡村中学生活。3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学生有每月27斤粮食的供应，由于没有肉、糖、油、蛋等副食品，27斤粮食分配到每天就是每日三餐共9两食品充饥。到了周六最后一餐的时候，不同家境的同学就会有不同的举动。家境较差的同学，平时吃饭时，常把自己定量的食品让给其他同学，说好周六的时候“偿还”，这些同学到了周六吃饭时，就会“收回”平时省下的米饭，给家人带回去。家境好的同学，就会把这一餐“还给”平时多吃几口“借饭”的同学，空着肚子回家去，吃家里的晚餐。西昌是山区，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靠湖的农家能偷偷下湖捉鱼，生活比较宽裕。靠山的农家，能上山采蘑菇、拾山货、打野味，过日子也能有点油水。苦的是种粮的农民，还有城镇居民，有钱也买不到吃食。周末回家，母亲总要给我留一点吃的东西。开始还有糕点，后来只有些杂粮饼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记得母亲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是一根干瘪的胡萝卜。胡萝卜都放干瘪了，可以想得出来，母亲早早地就留着它，给周六回家的儿子。
母亲是个不平凡的女人，她出生在东北大粮商家庭,不愿当亡国奴,到北平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从此投身革命,历经磨难从不向命运低头。她被下放到大凉山的日子,那时我们国家正在受难,我们这个家也在受难,何等艰辛凄苦,千言万语难尽。在抽屉里只能为儿子留一根干瘪的胡萝卜,这个细节,把一切都重现在我的眼前。
细节,就是生命蓄存的文件密码。一根干瘪的胡萝卜,对于我,就是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和亲情中永远温馨的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