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中特别是国民性格中存在的一个毛病，就是太不在乎公共空间。我们的文化经常把精力放在两个“廷（庭）”上，一个是朝廷，另一个是家庭。它强调对朝廷要忠，对家庭要孝，忠孝两全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目标。但是，朝廷和家庭之间还存在着辽阔的公共空间，而中华文化却很少关注、很少论述、很少规范这个地方，所以国民性格中对公共空间就比较陌生。这是文化的毛病，不完全是人的毛病。
为什么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这和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有关。比如，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师傅特别喜欢聊天，内容各种各样，而且表现得很有道德观。但是，说着说着，他就可能摇一下车窗，吐一口痰。然后，突然听到后面有救护车过来，他会乐呵呵地跟我说：“余先生，你看别的车不让，我们也不让。”
我跟司机说：“你认出我，我必须跟你说，在世界很多著名的地方，只要看到老人、小孩和残疾人，就像看到了上帝一样，大家都会让位，更不要说救护车的笛声了。”他很惊讶：“是吗？”接着会很自然地把车靠在一边去。
我想，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人，他们最关键的是不太了解公共空间，这和我们的文化有关。当然，儒家文化中也有关于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孩子，就应当想到关爱其他人的父亲和孩子的论述，但这些论述的中心坐标还是自己的父亲和孩子，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家庭坐标推演出去的，一旦离开中心坐标，面对一个彻底陌生的世界，就开始有点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