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没人在家的时候，他从不让洗衣机、电饭煲等工作，也不给手机充电，怕引发电器火灾；晚上睡觉一定会关掉煤气，怕煤气发生泄漏；出远门，则会锁好家里全部的门窗，不留一个死角，怕小偷进门；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不与正常行驶的车辆抢道，怕出现交通意外；与异性交往，玩笑倒是开过，但知道尺度，在他看来，开玩笑惹人翻脸是最没面子的事。后来，朋友做了一个地级市的国土局长，也还是秉承了“怕”的风格：该办的手续他会嘱咐下属及时办理，他担心当事人跑路；不该批的条子，他坚决顶着，他害怕被上级国土部门点名批评，更害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
对朋友的“怕”，坊间议论不一：有人说他老实、可靠、守规矩，是个好人；有人说他迂腐、呆板，是个傻蛋。我倒是非常赞赏他，我觉得，朋友为人处世时秉承着一个理念：敬畏。
人应该知“怕”。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自然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种种看法。孔子主张应该畏（怕）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讨论，但他主张人要知敬畏，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事物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伦理道德，会被人指脊梁骨的事绝对不能做；二是应该“怕”规则、法律，就是要敬重社会基本的规章制度与法律，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一个人生存于世，干什么都只凭个人性情，一点也不知“怕”，不仅很难赢得他人的正面评价，而且可能葬送自己的一生。
一个人要学会知“怕”，一个民族、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民族都出现过苦难、挫折，这些苦难、挫折曾经使那里的人们深受其害，也极大地打断了这些民族、国家的文明进程。有的社会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挫折毫不上心；有的社会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三分之一，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都柏林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历史不能忘记。不远处的利菲河上，停泊着“邓布鲁蒂号”帆船，原船1845年建造于魁北克，大饥荒时曾运送大量饥民到新大陆。2001年由肯尼迪基金会出资，按照19世纪的原貌复制了该船，大部分时间停留在港内，供游人参观。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与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不知“怕”的社会，经常有各种恐怖的非常事件出现；而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民族，那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则往往会远离它们。
中国人一向讳言“怕”，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民族、国家知道必要的“怕”，它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设计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