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退到一年前，2003年11月13日，在敦煌戈壁滩的一个小镇上，“第六代”导演陆川给美国伯克利大学写了一封信，为自己不能参加他们组织的一次电影聚会而抱歉。当时，他正率领着上百号“电影狂人”，在中国边境海拔4700米的高原无人区拍摄他的第二部电影《可可西里》。
2004年10月31日，第1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可可西里》虽然只获得“评委特别奖”，但陆川表示他已心满意足。据分析，《可可西里》此次无缘金麒麟大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按照东京电影节惯例，不可能连续两届把这一奖项颁给同一个国家的影片。而去年霍建启导演的《暖》已获得了金麒麟大奖。
口碑不错的《可可西里》在国内票房一般，陆川说，“很多院线对国产片没有信心，绑手绑脚，一天只放两场，这样票房能上去吗？我是一个年轻的导演，我想的是让观众带着尊敬走出去，所以才会拍些‘出格’的电影，我想我以后还会接着‘出格’下去。”
《可可西里》描写一支民间性质的藏族巡山队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在孤绝无援的情况下，和一群非法盗猎藏羚羊的猎人争斗，以及他们自身与生存死死挣扎的故事。为了拍摄这部影片，陆川筹备了两年的时间。
可可西里在蒙语中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它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夹在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则是世界第三、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也是中国最后一块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之地。虽然环境恶劣，但却成为藏羚羊、野牦牛、野驴、白唇鹿、棕熊等野生动物的天堂。
促使陆川拍摄《可可西里》的直接动力，来自被称为“可可西里骄傲”的藏羚羊。此前，陆川看到一些捕杀藏羚羊的报道，也看到一些关于民间巡山队的故事，他觉得这个线索非常适合拍成一部好看又极具人文色彩的电影。而跟随他一起到可可西里的那群电影人，也大都冲着这个想法而来。
“人类的痛苦来自欲望”。这是女演员赵雪莹此次拍摄经历的主要体会。她是四川人，也是《可可西里》这部“男人戏”中少有的女人角色。她在戏中扮演一位名叫“冷雪”的舞女，作为一名弱女子，她不仅要遭遇凶险的自然环境，而且还要面对一帮皮肤粗糙、胡子拉碴、蓬头垢面得几乎是“半野人”的壮汉。
拍完回到北京后，有一段时间赵雪莹很难适应北京的生活。思想感觉有些麻木，电梯为什么那么大？竟然还有电视！这些平日习以为常的东西似乎变得神秘起来。可可西里之行是她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洗礼，而这种情绪至今仍在延续。当时剧组供了一尊佛像，这让他们感到“离神灵更近”。大家每天都要祈祷平安，而她如果不出去拍戏，在驻地做得最多的就是祈祷摄制组平安归来。
她说，在剧组的时候，她每天其实都是被苍蝇、蚊子叮醒，而不是被叫醒的，但她从来没有伤害过一只蚊子。因为在可可西里，“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生命的”。
曹郁是影片的摄影师，此前拍过孟京辉执导的《像鸡毛一样飞》。可可西里之行让他印象最深的也是苦。但这种“苦”也许并非纯粹是环境恶劣造成的，还蕴涵了其他的人类情绪。不过，曹郁也感到自由。他经常一个人开着车在荒芜人烟的高原上奔驰，那种自由是放任的，同时也有一种“天地唯我独行”的孤独感。这种感觉与压抑和忙碌的都市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追求真实感，《可可西里》只起用了三名职业演员，其余全是非职业演员。巡山队员抓捕盗猎分子那场戏，令扮演记者的演员张磊记忆深刻。这场戏在海拔4800米的楚玛尔河边拍摄，演员脱了裤子在冰河里冲刺，整整五天，30多次冲过冰河。拍到后来几位演员的双腿站不起来，完全失去了知觉。
对陆川而言，自《寻枪》之后，他便一直为找寻一个新的突破契机而苦苦思索。在他写给伯克利大学的信中，体现了这种焦灼与不满足：“《寻枪》是我的处女作，现在我已深刻感受到了她的稚嫩，但是我依然喜爱她，因为她记录了我那个时间的思考和情感。”可能因为如此，陆川才试图利用另一种电影介入的方式去拍摄自己的新作。起码，《可可西里》无论是形式还是其关注的焦点，都是陆川的一次尝试与突破。按陆川的话说，这是他自己“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经历与跨越。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剧组不仅要承受气候、海拔等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还有如影随形的人性考验。很多人生病，有的流鼻血、厌食，几个月掉了几十斤肉；实在受不了的，拿起行李悄然“逃离”。哥伦比亚公司的工作人员葛路明（音译）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死于一场车祸。这部电影不仅阐释了人类和自然应该和谐相处，更验证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脆弱与渺小。
一位观众在自己的博客上说：“这阵子一直反复地看陆川和他的《可可西里》，一直搞不懂一部用DV拍摄的片子居然可以这么震撼。我想陆川比一般人有魄力，肯把自己的作品放到那样一个环境中锤炼。我想这是生命的魅力，而生命通常用死亡来捍卫。”
可能是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才使得陆川这帮“城里电影人”，对自然、人类、生命的价值、意义等看似“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有了更为具象和深刻的体验，甚至颠覆了陆川的部分电影观。他说：“我有幸拍了这么一部电影，总觉得没有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