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式臣服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评论：大清国的人有病。什么病？奴隶病。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
穷人的主权
18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一次，他住进了行宫，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但他的视线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皇帝大为扫兴，觉得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祖上世代留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无论多少钱都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将磨坊拆了。倔强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将磨坊出卖给他。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成为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便亲笔回信，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3000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
正如18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所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评论：人最自由、自主、安全和独立的时候是在被称为家的房子里，如果连这一栖身之地都不是自己所有的，人到哪里去寻求和确保自己的独立、自主、安全和幸福呢？财政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根基。财政权使个人权利具体化，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良心的义务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响后，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而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评论：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自然法永远高于社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