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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伦之痒--独生80后与父母的复杂情感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明明很心疼妈妈却总是跟她吵架?”由全球热门排行榜微博发布的这句话,20多字,被转发1。2万多次,评论大多是“举手”“我也是”这般字眼,感同身受之情跃然纸上。

在成年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之间,有这样一种“天伦之痒”正在悄悄发生。当独生子女离家求学工作数年,再以独立的社会人姿态回归,常常惊觉,在他们与曾经最为亲密的父母之间,空白的岁月已悄然划下鸿沟:一方面,是童年和幼年的唇齿相依,亲密而熟悉;另一方面,是对彼此的再认识,无奈和争吵似乎永不停歇,不是仇恨,更非敌意,只有钝刀割肉般的滋味深入骨髓。

在我国,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就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统计表明,独生子女人口已超过1亿。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是时空压缩了的社会,穿越时代般的差异;也是彼此惟一的现实,羁绊日益加深,距离却被迫拉近,就像两块不同形状的木板,不得不捆绑到一起,挣扎与碰撞由此产生。

断裂社会中的两代人

两代人之间,究竟相差多少年?

从数字上来看,答案的平均数接近30——如50后父母与80后独生子女、60后父母与90后子女。

然而,在独生子女成长的这30年间,中国变化可谓风云激荡、波澜壮阔。改革开放让社会充满着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精神与物质的攻守起伏,时至今日,身处国家的不同地方,几乎可能造就身处不同的时代,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等,在同一时空内相互作用——社会学者孙立平称之为“断裂社会”。

直至到省城上大学,湖北男孩曹勇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肯德基、麦当劳。18岁以前,他只做了一件事:念书。家里没有电视,县城没有洋快餐,在大学同学眼里,他是农家男孩的典型:不会电游,见女孩脸红,眼镜片很厚,身上穿的都是假名牌。

曹勇用了10年时间来消除身上的乡村气息。如今,他在上海的写字楼里吹着冷气在电脑前工作,父亲则仍在烈日下躬向土地劳作。深夜,他疲乏得睡倒在卫生间的浴缸里时,父亲则打着手电筒,出门转向山坡上的木屋厕所。每次过年,当他从号称“魔都”的金融中心,回到父母生活的中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感觉像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201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数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个差距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当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时,横亘在50、60后父母与80、90后独生子女之间的时代鸿沟,可能达到30年。“独生子女和父母交流思想的难度,基本等于一个美国普通青年和独立战争时代的先人交流”,一位网友评论说。

江西女孩李学尔,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一所大学做行政工作,3年后,她生了个儿子,小两口要上班没精力看护,请保姆又成本太高,便邀父母来京照顾,没想到,从那之后,每日必上演的“肥皂剧”便是她和妈妈的争吵。50后、60后父母们秉承的祖训是,不能分梨吃,筷子不能插在饭上,右眼皮跳会有灾,小孩子要多吃多穿……而那些在独生子女80后看来,有些不可理喻。

不得不“啃老”的独生子女

2003年,大学毕业生张芳到深圳一家银行工作,月薪5000元左右,与当时深圳每平方米的房价几乎相等。3年之后,工资没涨多少,房价已经翻倍。她是独生女,一直住在单位宿舍里,因为买不起房子,迟迟不能结婚。

张芳父母都是四川某国有三线企业工人,40多年的工龄,最终只换来了微薄的储蓄和一套单位分的房子。下定决心后,那套老房子终于被卖掉,这卖了老房的3。8万元钱,成为帮张芳在深圳购置房产的救命稻草。之后,父母很自然地搬到深圳与张芳同住。“虽然我不愿意,但确实一直在‘啃老’。”张芳说。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全面引入,养育子女的成本一直在大幅增加。以高等教育为例,1989年,国家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时,只有象征性的200元。1996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超过2000元。张芳在1999年上大学时,每学年学费已达3640块钱——相当于张芳爸爸3个多月的下岗工资。好容易等到工作,大城市的高房价依然让她无法自立。

200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国内四城市进行了一次以20岁—34岁现有人口的“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在住房及日常的家庭代际交换中更倾向于“啃老”,且强度越大的“啃老”行为,发生风险越高。

“这意味着独生子女即使成年结婚,对父母的依赖仍然比较强,也表明独生子女家庭中,父代资源向子代的单一流动,可能有助于促成子代啃老的现象,”调查主持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宋健对记者表示。

心理依赖的忧虑父母

曾有网友评论,独生子女的悲哀是:当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上一辈有代沟时,找不到替代品来转移父母的注意力——他们没有想过,对于他们的50后、60后父母来说,这句话同样成立。

一个流传极广的段子是这样形容他们的:儿时遭遇自然灾害,学知识时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成年后计划生育,中年时下岗分流。他们有兄弟姐妹,各自被时代裹挟东奔西走,有着对集体主义的信仰、对组织单位的依赖和对安稳平静的追求。然而,等到生命将息、已近晚年,不少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随子女迁徙四方。

在宋健教授看来,“这一代父母在时代中是相对被动的。”在这种背景下,能够主动选择的,大概只有对子女的关注了。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父母习惯了将自己与下一代紧紧捆绑,甚至视子女为私人财产,当独生子女自立家庭后,父母便会有很强烈的被剥夺感。

“直到现在,我妈还认为,我赚的钱应该是我、她和爸爸的,而不是我和我老公的。因为我是独生子女,以前长期感觉是一体的,我一提老公,就感觉要分裂出去一样。”张芳说。

父母退休后,操心孩子家里的事儿,就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柯明是独生儿子,结婚后,他偶尔下厨做个凉拌菜,被妈妈看见了,也大呼小叫一番。

“为什么是你洗衣服,他不洗?”独生女张芳面临着同样的唠叨,只要看到张芳做家务,妈妈就忍不住要埋怨几句。张芳实在觉得妈妈有点无厘头,这些家务,妈妈年轻时同样是包揽的,外婆也从来没有不满,为什么她心甘情愿地打扫房间,在妈妈眼里就像是被虐待一样?

在这些生活点滴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隐忧无法言明——它被悄悄埋藏,一旦爆发却可能摧毁对方的全部生活。

除了张芳,父母没有别的依靠,也不太可能依靠国家。他们的人生跨越单位养老与社会养老两种制度,但也可以说,任何一种制度的优越性,他们都没有赶上。为了弥补只有一个子女的风险,孩子18岁以前,独生子女家庭每月可领到5元补贴(深圳是15元);退休时,还有一笔一次性的3500元补贴。除此以外,便什么都没有了。

陈立的妈妈大概也有这种感受。这次来京照顾独生女,一天晚饭后,妈妈突然一反以往的泼辣干脆,略带忧郁地问陈立:“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你也会辞职回武汉照顾我吗?”尽管陈立很快回答“当然会啦”,但她觉得,妈妈并不相信这种可能性。陈立也会担忧,10年、20年后,倘若父母们身体有恙,或者生活无法自理,她如何能独自负担起两位老人的晚年?

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或许注定便是这样冲撞与伤害、和解与依赖的两代人。尽管艰难,但还是要相互陪伴着、搀扶着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