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至元26年，伯颜罢相，进入枢密院，右丞相一职由完泽充任，大元朝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强基固本。
蒙古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马上得天下，亦以为可以马上治天下，“灭宋大元帅”伯颜就是代表性人物，冲劲可嘉，但幼稚可笑。
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疆域那么大，大有大的难处，想不到、做不到、甚至做错了的事情多了去了，不知反省矫正，难免要摔大跟头。比如当时江南数省的情况就不容乐观，“如大病始愈，必有余疾，此才已而彼又见”，“新官莅任，数有重难之役，并缘侵渔豪横吞噬之徒，又乘间而出，短于支拄者，率身陨家毁”。这么搞下去，百姓没了活路，还不揭竿而起呀！
完泽就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忽必烈奏请免除了全国百姓历年的欠税。此举使人心归附，显而易见，主要功效还在于促进了经济发展。百姓没了债务负担，便不再怨天尤人、熬天度日，而是安居乐业，专事生产。此举亦颇显完泽的远见，到元成宗大德中叶，短短十余年，“京畿所储充足”，这对长期受到财用不足困扰的元朝政府来说，无疑是个利好。
有趣的是，在蒙古诸亲王的眼中，完泽却是个“烂好人”。
如太子真金（忽必烈的长子）就公开评价完泽是少见的“善人”。由于真金死得早，忽必烈弥留之际寄希望于嫡长孙铁穆耳，他明知完泽与真金父子关系亲善，却不用其顾命，反而托孤于罢职闲居的伯颜，多少有点蹊跷，也许忽必烈也认为完泽是个烂好人不堪大用吧。
在官场中，烂好人不是个好词，说文雅点，叫圆融世故，说难听点，叫没有原则，反正就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那种人。后世有不少史家将完泽推入“苟且”的人堆里，殊不知时移世易，完泽的“苟且”是不得已，也是有远见的体现。
完泽首先是个政治家，作为中书省右丞相，他所要考虑的大局，即是政权的稳定与行政的顺畅。元朝初始，存在“两多一少”的状况，对外征伐多，边境叛乱多，而国家岁入少。谁都知道打仗是用花钱的，运作政权也是要花钱的。忽必烈为此曾经头大过一阵子，先后搞过“中统钞”与“至元钞”，仅相隔11年，中统钞就贬值五倍多。
后人常把元朝的通货膨胀归罪于元成宗的“滥增赏赐”，显然不公平，根子还是出在忽必烈身上，滥发货币开了个坏头。其后几代皇帝，只要没钱了，就开机印刷，导致了九十余年的“物重钞轻”。
铁穆耳即位后，完泽即建议“罢征安南之师”；大德二年（1298）又罢议对日本用兵。不但如此，他还一反蒙古贵族对外扩张的常态，将西北防线做了大幅度紧缩。总之，完泽“强基固本”的核心，是能不打仗最好不打仗，只要不打仗，就可以节省大量人力财力，就可以“世道清平，人获休息”。
这方面，《元史》对他的评价还是中肯的，说他“能处之以安静，不急于功利”。现在来看，完泽的“不思进取”其实是在“纠错”，纠忽必烈的错，纠桑哥（忽必烈初期国策制定者）的错，纠伯颜的错。
元朝统治者大多具有“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的特点，也就是缺乏远见卓识，平时不把任何人任何事当回事，一旦出了事，又多是惊慌失措，把事情夸大。“当年明月”的描写虽然有文学的夸张，倒也符合这个民族的性格。
一个不懂得纠错的政权，基本是没有未来的，垮台是迟早的事儿。完泽应该是这个政权的纠错第一人，顺帝时的脱脱是第二人，可惜脱脱生不逢时，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大德二年，完泽对成宗说，政府年收入计有“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但还是入不敷出，需要借用至元钞20万锭，也就是需要采取增发货币的方式来应对赤字。大德三年又奏明，政府财政支出浩大，而收入居然不足支出的一半，剩余不足部分只能依靠增发货币。
此举无疑亦是“苟且”的，因为没办法，但它的亮点在于“补不足”，而非滥印。赖史书所记，完泽在相位十余年，至元钞的发行量是呈下降趋势并保持稳定的，每年大体在50万左右。对比武宗时期的“至大银钞”，元顺帝时“每日印造，不可数计”的“至正钞”，这段时期通货膨胀率大概是最低的。
在完泽以所谓“苟且”之策的治理下，元朝强基固本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史书称大德年间为“大治”，“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明代大儒宋濂评价说：“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大德之治，几于至元。”可惜这种大好局面被后来的武宗、仁宗兄弟俩给挥霍一空，大元朝从此进入下坡道，直至灭亡，再没缓过气来。
完泽的“苟且”所蕴含的远见，也有现实意义。“苟且”体现了淡泊名利，不计得失，足以养性；“苟且”体现了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堪出政绩；“苟且”体现了不怕挫败的勇气和以民为本的韧劲。唯有这种“苟且”，才能改善官场生态，撑起一方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