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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且”宰相有远见

元世祖至元26年,伯颜罢相,进入枢密院,右丞相一职由完泽充任,大元朝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强基固本。

蒙古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马上得天下,亦以为可以马上治天下,“灭宋大元帅”伯颜就是代表性人物,冲劲可嘉,但幼稚可笑。

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疆域那么大,大有大的难处,想不到、做不到、甚至做错了的事情多了去了,不知反省矫正,难免要摔大跟头。比如当时江南数省的情况就不容乐观,“如大病始愈,必有余疾,此才已而彼又见”,“新官莅任,数有重难之役,并缘侵渔豪横吞噬之徒,又乘间而出,短于支拄者,率身陨家毁”。这么搞下去,百姓没了活路,还不揭竿而起呀!

完泽就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忽必烈奏请免除了全国百姓历年的欠税。此举使人心归附,显而易见,主要功效还在于促进了经济发展。百姓没了债务负担,便不再怨天尤人、熬天度日,而是安居乐业,专事生产。此举亦颇显完泽的远见,到元成宗大德中叶,短短十余年,“京畿所储充足”,这对长期受到财用不足困扰的元朝政府来说,无疑是个利好。

有趣的是,在蒙古诸亲王的眼中,完泽却是个“烂好人”。

如太子真金(忽必烈的长子)就公开评价完泽是少见的“善人”。由于真金死得早,忽必烈弥留之际寄希望于嫡长孙铁穆耳,他明知完泽与真金父子关系亲善,却不用其顾命,反而托孤于罢职闲居的伯颜,多少有点蹊跷,也许忽必烈也认为完泽是个烂好人不堪大用吧。

在官场中,烂好人不是个好词,说文雅点,叫圆融世故,说难听点,叫没有原则,反正就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那种人。后世有不少史家将完泽推入“苟且”的人堆里,殊不知时移世易,完泽的“苟且”是不得已,也是有远见的体现。

完泽首先是个政治家,作为中书省右丞相,他所要考虑的大局,即是政权的稳定与行政的顺畅。元朝初始,存在“两多一少”的状况,对外征伐多,边境叛乱多,而国家岁入少。谁都知道打仗是用花钱的,运作政权也是要花钱的。忽必烈为此曾经头大过一阵子,先后搞过“中统钞”与“至元钞”,仅相隔11年,中统钞就贬值五倍多。

后人常把元朝的通货膨胀归罪于元成宗的“滥增赏赐”,显然不公平,根子还是出在忽必烈身上,滥发货币开了个坏头。其后几代皇帝,只要没钱了,就开机印刷,导致了九十余年的“物重钞轻”。

铁穆耳即位后,完泽即建议“罢征安南之师”;大德二年(1298)又罢议对日本用兵。不但如此,他还一反蒙古贵族对外扩张的常态,将西北防线做了大幅度紧缩。总之,完泽“强基固本”的核心,是能不打仗最好不打仗,只要不打仗,就可以节省大量人力财力,就可以“世道清平,人获休息”。

这方面,《元史》对他的评价还是中肯的,说他“能处之以安静,不急于功利”。现在来看,完泽的“不思进取”其实是在“纠错”,纠忽必烈的错,纠桑哥(忽必烈初期国策制定者)的错,纠伯颜的错。

元朝统治者大多具有“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的特点,也就是缺乏远见卓识,平时不把任何人任何事当回事,一旦出了事,又多是惊慌失措,把事情夸大。“当年明月”的描写虽然有文学的夸张,倒也符合这个民族的性格。

一个不懂得纠错的政权,基本是没有未来的,垮台是迟早的事儿。完泽应该是这个政权的纠错第一人,顺帝时的脱脱是第二人,可惜脱脱生不逢时,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大德二年,完泽对成宗说,政府年收入计有“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但还是入不敷出,需要借用至元钞20万锭,也就是需要采取增发货币的方式来应对赤字。大德三年又奏明,政府财政支出浩大,而收入居然不足支出的一半,剩余不足部分只能依靠增发货币。

此举无疑亦是“苟且”的,因为没办法,但它的亮点在于“补不足”,而非滥印。赖史书所记,完泽在相位十余年,至元钞的发行量是呈下降趋势并保持稳定的,每年大体在50万左右。对比武宗时期的“至大银钞”,元顺帝时“每日印造,不可数计”的“至正钞”,这段时期通货膨胀率大概是最低的。

在完泽以所谓“苟且”之策的治理下,元朝强基固本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史书称大德年间为“大治”,“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明代大儒宋濂评价说:“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大德之治,几于至元。”可惜这种大好局面被后来的武宗、仁宗兄弟俩给挥霍一空,大元朝从此进入下坡道,直至灭亡,再没缓过气来。

完泽的“苟且”所蕴含的远见,也有现实意义。“苟且”体现了淡泊名利,不计得失,足以养性;“苟且”体现了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堪出政绩;“苟且”体现了不怕挫败的勇气和以民为本的韧劲。唯有这种“苟且”,才能改善官场生态,撑起一方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