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早年的香港警匪片，除了带给我们关于江湖的血雨腥风、关于警察的黑白故事，也让我们熟悉了这样的一句话。
惯常的情节：警察历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最终抓住了坏人。可面对着那些或者十恶不赦、或者罪大恶极的坏人，哪怕是证据确凿，香港的警察都会文绉绉地来上这么一句。
那时候，每看到这样的对白，总是在想，这些香港警察是为谁服务的？当真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明明已经抓到坏人了，干吗还要对坏人如此礼貌？更要命的是，许多的坏人在保持沉默后，可以花钱请大律师、找法律或司法的漏洞，而法官最终竟然会因为证据不足、或者警方搜证时因违法取证而裁定坏人无罪！
香港警察都是吃素、吃干饭的。都抓住坏人了，还让他们这么逍遥！要我说，一顿老拳招呼下去，让他当场签字画押，做了口供，看他还能玩出怎样的把戏！也就因此自豪——还是咱们这里的公安好呀——对于那些坏人，桌子一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些坏人还敢不老实交代？谁要是不老实交代，从重处罚。谁要是敢替坏人辩护，就是坏人的走狗，也一并处罚！
光阴荏苒，转眼间，又很多年过去。当年的小孩子，早已长成了大人。香港的警匪故事，还在继续。不过，对于人之好、坏的分辨，却不再如当年那般清晰了。毕竟，好人能干坏事，坏人也能做好事。但也逐渐明白，当年香港警察一直念叨的那句话，原来就是传说中的“米兰达告诫”。
也就是说，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法律之所以有如此规定，不仅是因为其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即“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更在于这样的规定，实际上也是对公权力的制约，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
无论如何，在任何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司法侦查机关的背后，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可以动用很多的公共资源，也拥有很多的强制力。但对于被调查者而言、也即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其所拥有的资源、权力是无法与公权力相提并论的。这种严重失衡的力量对比，有可能会对公民权利造成伤害。
设立了这样的“告诫”，也就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的权利，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必自证其罪，更意味着警方或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一定要慎重、全面——不得越法治雷池半步，必须拿出合法有力的证据。
反过来看，现有的刑诉法规则下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表面上看，符合司法效率——你若不干坏事，警察何必抓你？既然被抓了，还是老实交代，节约社会资源。但在实际上，却明显违背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精神，即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己罪。不仅如此，这样的规定，也是在变相地预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立场，是明显违背我们刑法“疑罪从无”精神的。
主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很容易造成警方先入为主的办案心理，也在客观上放纵了警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行为。于是，这些年来，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法乱纪行为层出不穷。于是，冤假错案也时有发生。像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开水死事件等等。
由是观之，“米兰达告诫”应该早日来到我们身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也应该早点从我们身边离开。这不仅是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也是我们社会法治的起码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但问题是，香港警察数十年前就这样玩了，为何我们数十年后，还跟不上香港的脚步？这或许有素质的问题，也有认识的问题，但根本的原因，我想还是在于我们对制度的理解，究竟是为人民服务、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为重，还是管理人民，方便自己的“工作”为先？若为前者，当然可以“宁可放纵三千，不能错杀一个”。若为后者，自然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纵一个”，。
刑事诉讼法要修改，但“米兰达告诫”能否来到我们身边？这个，我看悬。当然。香港的警匪片里，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给我们上普法课。但年轻一代看了这样的东西，会有什么想法，是若我们当年，还是若我们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