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陕西扶风老家，目睹了一位壮年邻居的死亡。腊月二十六，当人家的迎亲鞭炮响起之际，他倒在村外的壕沟里。
过年的事情准备停当，肉、菜、水果一应俱全，在东北工作的儿子已归家，小女儿刚生了一个闺女，正在坐月子，他和妻子盼望着出嫁的长女带外孙回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男主人勤勉、干净、和善，女主人热情、能干。他在建筑工地当领工，月薪六千元。这一家享有村人由衷的尊敬。
他是猝然而死的。
亲人们悲痛欲绝。他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们一直觉得死亡是慢慢靠近自己的，而且自己要比这个对手强大。事实是，死亡就是突然出现的，他闪电般掐住了我们的脖子，让我们来不及吐露最后的心声。
春节期间，在西安又碰到了一位耿直的文化人，八十出头的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活到一百二十岁。一位颇受尊敬的思想家晚年发出“我不想死”的慨叹……这都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产生的强迫症，即使能活到目标寿数，又有多大意义？
他们都是无信仰人士。在他们眼里，生命取决于意志，有多强的生命力就有多高的寿数。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生命的主人，他们要把自己的生物体存在本能发挥到极限。愈到晚年，人愈容易产生“让生命日复一日地重复下去”的心态，只有重复才能产生生存的价值：我活着！活着就是一切！悲哀的是，从未有人在大限来临之前，解决自己的信仰问题。既不是信徒，又非享乐主义者。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只好设立外在的目标去逃避。
这未尝不是一种至深的悲哀。
想起父母，我觉得他们是明智的。在接近六十岁时，他们就请人打好了棺材。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回家省亲的我，来到父亲开办的造纸厂里，几个工匠正甩开膀子创啊凿啊，母亲笑盈盈地说，咱这儿的规矩是，棺材钱由长子出，这是喜事。一副棺材六百元，两副一千二百元，我掏出二十四张簇新的五十元票子。做好的棺材吊放在院子一角，两位老人有时会端详一番那上面的图画：天堂里的风景。母亲说，她“不行”的时候，赶紧穿上寿衣，千万别往医院送，她不愿插着各种管子离开人世。父亲说，人都有那一天，害怕也没用。在母亲离世之前，他们已经悄悄商量好了身后事。
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与其在恐惧中被虚无吞噬，不如勇敢地面对，在清醒的时候做好告别的准备。
有一本畅销书名曰《再不说，就真来不及了》，这是一本美国人讲述自己一生秘密的小书，打动了很多中国人的心：“直到此刻，在我生命的终点，我才明白，我们在世界上最想要的东西其实就是那一点实实在在的爱，无论它来自家庭还是任何人，有了它，就有了活着的理由，就有了一切；没有它，人就会变态，就会疯狂，就会通过想象去寻找一个爱的替身。上帝的存在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世界很缺爱。”“其实，有爱的人就是神，他们能把别人也变成神。”
在中国，因为人们刻意的回避，造成许多人总是在仓促中告别人世，因而留下无尽的遗憾，如安葬地点及其方式，财产的分割，与亲朋好友的告别等等。
尽管尚未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但我真心认为，人生应该这样，啼哭而来，欢欣而去。人生犹如一场旅行，累了，倒头睡着了。如此而已。我们短暂的生命结束了，但宇宙仍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