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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代的失败者

无意中听一位女孩跟另一位女孩说:“坐公交车去上班,能会是成功人士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以前的人不是这样认为呢?

蒋经国回忆:曾有人送给老师是稚晖一辆人力车,那时候,人力车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凯美瑞吧,吴当即令蒋经国拿来锯子。将车子的两根拉杠锯掉。然后哈哈大笑,把这辆没有拉杠的车身抬到书房里。他懒洋洋地坐了上去。说:“我现在有一张沙发椅了!”接着他又说:“一个人有两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奇士”韩衍,生活清贫,有时穷得靠典当衣物度日。高语罕回忆说:“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瓮中只余糙米3升。”韩衍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戏称为:“讲地狱学,作天台游。”有一年春节,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对联。

为什么以前的人可以生活得这么潇洒呢?无他,价值理念决定的,在传统的社会里,无钱无势的人不一定是失败的人,宗教、宗族、行会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意义感、存在感的天地。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革命者、手艺人、庄稼人、猎人,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地度过有尊严有成功感的一生。

以前的人,可以有很多种比较方式,比如说我不跟你比钱,我画画比你好。我比你有文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评判标准变了,变得单一,变得面目全非。现在全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财富。教授们比讲课费多少。画家们比卖一幅画多少,手艺人们比制作一个工艺品卖多少钱。如今所有的价值全部都要折现。如果按现在的标准,很多大师级的人物都活得很失败。

比如傅斯年。晚年的傅斯年出掌台湾大学。因家贫买不起好烟丝。他是把劣质烟拆开,把烟丝放到烟斗里抽,过过瘾。同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的妻子有一回还不得已借钱买米。傅斯年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要知道,傅夫人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胞兄俞大维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

比如启功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启功,每月只有30元的生活费,居无定所,先是借住在杨姓姨母家,一住就是3年。时间最长的是借住在内弟家,竟达20年之久。内弟家在小乘巷,借住的是“寓舍两间,各方一丈”。一丈十尺,三尺一米,“各方一丈”。不过18平方米多一点。他在《卓锥》诗中描写道:“片瓦遮天栽薜荔,方床容膝卧僬侥。”“僬侥”是古书上的小人国。1976年启功为3年前作的《鹧鸪天》加了一个补注,透露出:“老妻已多年未有完整衣裘,次年始制一外衣,又一年遂逝。只此一裘,即为附身之物,痛哉。”

罗韬兄在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人时说:“怀念从前的学者,他们都不甘于当时,而别具幽忧之怀。在政治专制的时代。容易产生这种气象,亦能产生大著。倒是市场专制的时代,学者‘不甘于当时’的气象少了,他们做‘市场专制’之下的顺民而甘之。近年畅销书繁荣而杰作寥寥,学者的气象与底蕴,也有所不及。”在单一的评判标准下,在价值理念迷失的当下,学者哪来的大气?他们自己也迷失了。

至于普通的我们,更是悲哀,绝大部分人会被划归到失败者的行列中。我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人的失败,而是这种文明形态,这种价值理念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失败的,从而丧失尊严、丧失在这种形态的文明中发出声音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