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听一位女孩跟另一位女孩说：“坐公交车去上班，能会是成功人士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以前的人不是这样认为呢？
蒋经国回忆：曾有人送给老师是稚晖一辆人力车，那时候，人力车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凯美瑞吧，吴当即令蒋经国拿来锯子。将车子的两根拉杠锯掉。然后哈哈大笑，把这辆没有拉杠的车身抬到书房里。他懒洋洋地坐了上去。说：“我现在有一张沙发椅了！”接着他又说：“一个人有两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奇士”韩衍，生活清贫，有时穷得靠典当衣物度日。高语罕回忆说：“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瓮中只余糙米3升。”韩衍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戏称为：“讲地狱学，作天台游。”有一年春节，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对联。
为什么以前的人可以生活得这么潇洒呢？无他，价值理念决定的，在传统的社会里，无钱无势的人不一定是失败的人，宗教、宗族、行会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意义感、存在感的天地。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革命者、手艺人、庄稼人、猎人，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地度过有尊严有成功感的一生。
以前的人，可以有很多种比较方式，比如说我不跟你比钱，我画画比你好。我比你有文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评判标准变了，变得单一，变得面目全非。现在全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财富。教授们比讲课费多少。画家们比卖一幅画多少，手艺人们比制作一个工艺品卖多少钱。如今所有的价值全部都要折现。如果按现在的标准，很多大师级的人物都活得很失败。
比如傅斯年。晚年的傅斯年出掌台湾大学。因家贫买不起好烟丝。他是把劣质烟拆开，把烟丝放到烟斗里抽，过过瘾。同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的妻子有一回还不得已借钱买米。傅斯年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要知道，傅夫人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胞兄俞大维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
比如启功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启功，每月只有30元的生活费，居无定所，先是借住在杨姓姨母家，一住就是3年。时间最长的是借住在内弟家，竟达20年之久。内弟家在小乘巷，借住的是“寓舍两间，各方一丈”。一丈十尺，三尺一米，“各方一丈”。不过18平方米多一点。他在《卓锥》诗中描写道：“片瓦遮天栽薜荔，方床容膝卧僬侥。”“僬侥”是古书上的小人国。1976年启功为3年前作的《鹧鸪天》加了一个补注，透露出：“老妻已多年未有完整衣裘，次年始制一外衣，又一年遂逝。只此一裘，即为附身之物，痛哉。”
罗韬兄在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人时说：“怀念从前的学者，他们都不甘于当时，而别具幽忧之怀。在政治专制的时代。容易产生这种气象，亦能产生大著。倒是市场专制的时代，学者‘不甘于当时’的气象少了，他们做‘市场专制’之下的顺民而甘之。近年畅销书繁荣而杰作寥寥，学者的气象与底蕴，也有所不及。”在单一的评判标准下，在价值理念迷失的当下，学者哪来的大气？他们自己也迷失了。
至于普通的我们，更是悲哀，绝大部分人会被划归到失败者的行列中。我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人的失败，而是这种文明形态，这种价值理念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失败的，从而丧失尊严、丧失在这种形态的文明中发出声音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