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4月8日傍晚，在浙江省萧山县，4名男子在一家乡村茶馆聚会。深色的袍服和光头表明了他们出家人的身份。
巨成，48岁，俗姓为洪，本为萧山人氏。他在父母与妻子亡故后，于41岁时进了杭州的崇善庙，接受了剃度。在庙里，他和另一位比他年轻的和尚正一拜在同一位师父门下。然而，巨成在寺里的地位还未达到可被授予僧职的地步。因为寺里无法供给衣食，巨成便回到本乡萧山化缘。
正一，22岁，杭州府仁和人氏，俗姓王，是巨成的师弟。因为他幼年多病，19岁时被母亲送到城门外的关帝庙剃度。后来，他与巨成同在杭州修行。但亦未被授予僧职，他便与师兄一起到河对岸的萧山以化缘为生。
净心，62岁，来自江苏省大运河边的无锡，俗姓孔，51岁时，他的双亲、妻子及孩子均已亡故，便来到杭州，在一个小佛寺接受了剃度，并在那里居住。后来，他在朝庆寺得到了一个僧职。当他云游四处在各个寺庙修行时，遇到了一位名叫超凡的和尚。他邀超凡与他同行，当他的侍僧。
超凡，43岁，来自安徽省贫困山区的太平县，俗姓黄。18岁时，他便在家乡当地的一座寺庙接受了剃度，后来又在祖光寺得到了一个僧职。从1756年起，他开始跟随净心。
他们中有两人持有政府批准的身份证明（度牒），另两人则没有。巨成与年迈的净心将在各村化缘，两个年轻和尚则将把各人的行李带到萧山西门外的老关帝庙去。
在村里的一条街上，巨成和净心遇到了两个男孩。一个男孩看到巨成所携的古铜化缘钵上刻着名字，便大声地将它读了出来。巨成吃了一惊，微笑着对孩子说：“小官人，原来你识字！你再学几年，定然可以谋个一官半职。”他接着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等你当官以后，可不要忘了我。”巨成想通过取悦孩子，让他们的父母从屋里出来施舍他。可是，男孩却无动于衷。看看周围没有大人，两个和尚只得蹒跚上路。
他们在路上走了片刻，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从后面追了上来。“你们为什么打听我们孩子的名字？”他们责问道，“你们一定是来叫魂的！”这对夫妇想的是，一旦让某个术士得知了某人的名字，谁知道他会拿它来干什么？巨成竭力解释说，他们只是来化缘的：“因你家阿官认得字，所以说了几句话，如何是叫魂的呢？”
焦虑不安的村民很快便围了上来。他们中有些人早就听说，这些天从外地来了一批叫魂的术士，四处游荡，在孩子们身上施展法术，使他们或者生病或者死去。“这两个和尚肯定不是好人！”人们怒不可遏，将两人捆绑起来，上上下下地搜了一通。
尽管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们还是开始殴打他们。骚乱的人群越聚越大，有人叫道：“烧死他们！”还有人吼道：“淹死他们！”
人群中有一位当地的保正设法使狂怒的人们慢慢安静下来。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严重了，他不敢擅自处理，便将他们带到官办的驿站，让驿官审理。
在那里，两个和尚又被搜了身，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叫魂的证据。为保险起见，那个识字的孩子被带到驿站，经仔细检查，他身体健康，并无异兆。然而，孩子的父母却坚信，唯有白纸黑字才有真正的效力，他们因而要求驿官出具一份正式文书，担保孩子无事。驿官不愿承担这个责任，便给县衙送了一份文书。不久，知县的差人便将巨成和净心带往萧山令人生畏的县衙门。在那里，两个和尚发现他们的另外两个伙伴也已被拘捕，并受到了刑讯拷问。
那些挥之不去的有关“叫魂”的谣传也使厄运降临到了正一和超凡的头上。在周围各县，民众的恐惧心理正与日俱增。在萧山县，一个名叫蔡瑞的捕役得到了上司的指令，对那些来自外县、有“剪人发辫”之嫌的游方僧人应予拘捕。因为一个掌握了正确“技艺”的术士，可以对着从某人辫子末端剪下的头发念读咒语，从而将那人的魂从身上分离出来。
尽管与和尚一案有关的人并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此案的背后却隐含着头发的政治问题。统治中国的满人的发式，是在剃光的前额后面留着辫子。根据统一的法令，即便需要忍受极大的心灵痛苦，汉族男子也一概要留这样的发式，以作为效忠皇朝的象征。
那天，蔡捕役正在西门外巡逻，听人说起有两个从“远方”来，带有异乡口音的和尚住在老关帝庙。根据他后来对知县的报告，他随后便走进庙里，对超凡和正一进行盘问。因为他们的回答未能使他满意，他便搜查了他们的行李。在超凡的包裹里，他翻出了一些衣物、一只讨饭用的铜碗、几件僧袍，以及两张度牒。他用石块才砸开正一的行李箱，在里面发现了三把剪刀、一顶猪皮的防雨披肩、一把锥子，还有一根用来扎辫子的带子。
人们情绪激愤，开始围拢过来。“和尚身上带这些东西干吗？这两个人肯定不是好东西。”人群中有人叫道，“揍他们！烧死他们！”据蔡捕役后来的报告，他当时壮着胆子告诉大家不能这么做。因为超凡是一个持有度牒的正式和尚，蔡捕役认为没有理由拘捕他。但是，正一的情况不同，他不仅没有度牒，还带着巨成的行李箱，里面又有那些可疑的物品。蔡捕役将正一戴上锁链，送往县衙。超凡找到了衙门告状，竟也被抓了起来，同另几位和尚一起被带到知县面前。
在大堂上，巨成他们戴着手铐脚镣，跪在知县面前。知县坐在一张高高的公案后面，两旁坐着他的师爷们。审讯开始了：“从实招来，你到底剪了多少发辫？”
巨成已是饱受惊吓，他争辩道，自己并没有剪人发辫。知县随后向巨成出示了蔡捕役带来的证据：四把剪刀、一根扎辫子的绳子、两小段辫子。“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剪人发辫的证据？”巨成答称，那四把剪刀中有三把是他已死去的当皮匠的儿子的。他全然不知道第四把剪刀是从哪里来的。那根扎头发的绳子是他在剃顶削发前用过的。当了和尚后，扎发绳没有用了，他把它和其他用品放在一起。至于那两段辫子，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巨成是一个已被预先设定有罪的疑犯，他的招供当然不会令人满意。于是，法庭上惯常使用的刑讯便开始了。衙役们将巨成拖过去上夹棍。
最后，大概实在是熬痛不过，巨成招供道，所有对他指控之事均属真实。然而，知县并未因此而感到满足，因为这痛苦不堪的和尚所讲的故事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夹棍又被收紧两次，但并未带来更令人满意的结果。净心也受到了同样的刑罚，3天过去了，知县从4个和尚那里都得到了某种相当于认罪的东西。已经身受重伤的囚犯们被装进囚车里，送到了東面60多里处的绍兴知府衙门，亦即再上一级的官府，接受进一步的审问。这一次，鉴于巨成的骨头已断，便未再对他使用夹棍，而代之以木条对他掌嘴十次。正一又一次被夹棍伺候，净心和超凡此时已被视为没有多大价值的犯人，因而未被进一步用刑。
到这个时候，供词已变得空前混乱，犯人们也就被送到了再上一级的官府。这一次，他们到达了审讯的最后一站——杭州臬台衙门。就在那里，事情有了惊人的发展。
自从在萧山县衙门的第一次过堂后，正一和超凡便固执地坚持一种说法：他们是因为拒绝给蔡捕役塞钱，才被他栽赃而受到逮捕的。但是，谁又会听信这些衣衫褴褛的和尚们的说辞呢？难道公众因妖术而引发的歇斯底里是完全无根无据的？再说，巨成包里的那些证物中，到底又有什么是蔡捕役栽的赃呢？无论是在县衙还是在府衙，人们都不相信和尚们的说法。现在，省按察使曾日理又循着同样的路子发问。
正一重述了自己受到敲诈的故事。他坚称，蔡瑞那天在庙里告诉他们几人，他是奉命前来抓捕“游方僧”的，但只要他们给他“几个规矩钱”，他就会放他们走。正一当时回答他：“我们是讨饭的和尚，哪里会有钱给你？”
在正一的故事中，有某种东西让曾日理觉得听来有理。像蔡捕役这样的人其实并非职业警捕，而是通常被人称为“衙役”的地方上的跑腿。他们要干很多既令人生厌又低人一等的杂务，在别人看来地位不高，也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薪俸微薄，不得不通过向百姓讨取“规矩钱”来过活。
此刻，蔡捕役被带上堂来，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整整一天，他就一直跪在那里。最后，蔡捕役已是精疲力竭。于是他招供道，自己确实曾向和尚们要过钱。当他们拒绝给他钱时，他便一边搜查他们的包裹，一边威胁他们：“你们既是正经僧人，如何有这东西？你们得给我几千钱，才放你去。不然送到县里，就成了剪辫子的人。”
当蔡捕役在和尚的行李里找到了剪刀和绳子等说不清楚的东西时，事情变得严重起来。随着蔡的吼声越来越响，人们纷纷围拢了上来。众人歇斯底里般的反应使蔡捕役意识到，麻烦已经超出了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于是他逮捕了正一，并说服众人散开，然后把正一拉了出去。然而，他并未将正一直接带往衙门，而是把他连同他那装有犯罪疑物的包裹，带到了坐落于城墙下一条死胡同里的自己家中。超凡已被激怒，一直跟着蔡捕役，想讨回自己的行李箱。蔡捕役说：“你得找那两个和尚来，才会给你。”超凡万般无奈，只好上衙门告状去了。
蔡捕役继续招供道，当他带着戴上鐐铐的正一回到家里后，便对他说：“现在没有人了，你就随便吐出几吊钱来吧，我就放你走。”可是，已经怒不可遏的正一坚持说，他要正式去官府告状。蔡捕役意识到，除非能证明和尚们真的剪了别人的发辫，否则他的麻烦就大了。不巧的是，巨成的箱子里只有一缕头发，而且，那头发还是直的，根本不像是从辫梢上剪下来的。于是，蔡捕役便在自己家里找了一撮旧头发，走到弄堂里正一看不见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将头发编成辫子。为了使证据更充实一些，他又从自己的帽檐上剪下了一些纤维，把它们编起来，看上去就像两条小辫子似的。他将这些匆匆伪造出来的证物，连同他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到了和尚的行李里（这样，包里就有四把剪刀了）。然后，他便押着正一前往衙门。
在衙门里，正一尽管遭到了刑讯，却仍然不改他受到敲诈的说法。知县自作聪明地指出，正一和蔡捕役原本互不相识，两人之间并无芥蒂，所以，在蔡捕役身上找不到诬陷正一的动机。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虽然经过了府衙的复审，亦未受到怀疑。
现在，鉴于蔡捕役已招供，曾按察使便将这个案子退回到萧山县衙门。蔡捕役被打了一顿，又被带枷示众，但最后还是被开释了。和尚们也获得开释，每人还分得了3200钱，以使他们在被打断的骨头未愈合前得以过活。
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司法上的一桩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