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我在本溪县光荣院采访抗联老人从茂山，问他认不认识赵明山，他俩都在一军军部机枪连干过。老人说，你一提名字俺就蒙了，那时俺们当兵的都没有名字，只有号数，叫“×号战士”。
平时唠嗑，开会点名，战场上下达命令：“3号掩护”、“4号冲锋”，都只叫号数。士兵的情况，只有连长、指导员知道。各级干部也只称呼职务，顶多加上个姓，“刘连长”、“王指导员”、“马副官”、“韩团长”等等。
为的是防备奸细、叛徒。不然，出个叛徒，一个连的情况敌人差不多就都掌握了，连家人也跟着遭殃。任何事物都是环境使然——这种地下党似的抗日武装只能出现在中国东北抗联。
写于1941年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一年阵亡指战员统计表》中，对各个时期的有名烈士有“姓名”、“性别”、“民族别”等8个栏目，无名烈士在表后说明中有个数字。这里引用的都是一军的：
磐石游击队时期：“以上总计七名，不知姓名者共二十余名。”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时期：“以上共计二十九名，不知姓名者共约二百五十余名，合共二百八十余名。”
第一方面军：有名烈士只有两人，“不知姓名者六十余名”。
即使统计表里所谓“知姓名者”，“姓名”一栏中的许多“名字”又是什么样子？“冯××”、“×东彬”、“小队长”，“金队长”、“压日本”、“鹰鼻子”、“刘短脖子”、“大胡子老头”、“狗皮老头”、“红萝卜”等等，或者有姓无名，或者有名无姓，或者只是个职务，或者姓加职务，更多是外号，乃至山林队的字号。写于同年的《抗联第三路军牺牲人员名单》的“姓名”栏中还有“老吕太太两个儿子”。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中只有49页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不到一页文字写了4次战斗，两次是主要领导牺牲，另两次是“均壮烈牺牲”、“全部壮烈牺牲”。都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也就无人知晓、无从知晓。
无论编不编号，这都是一场需要把姓名都牺牲了的战争。
牺牲最多的应该是属于统战部队性质的义勇军和山林队，比如二路军序列中的姚振山的义勇军和王荫武的救国军。
姚振山原是救国军的旅长，王德林（救国军总指挥）退入苏联境内后，他率部在吉东坚持抗战，后改称“抗日义勇军”。像王荫武的救世军一样，他们与抗联五军配合作战，成为吉东联军的有力部队之一。
后来的相关著作中，关于联军的这两支部队基本是一笔带过。而在当年的五军、二路军的文件中记述还是比较多的——“救世军行动纪律较佳”、“有很深的群众影响”、“人数不多，可是整齐、有系统、有活动能力”。
姚振山的义勇军在穆棱九站最后一战时，600余人全部战死，留下姓名的只有与他同时战死的两位营长高俊凤、闵宪义。
1937年秋，曾近500人的救世军最终留下姓名的只有王荫武一人。而且，像姚振山一样，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生于何年。
有的兵还未穿上军装、还未拿到枪，或者还未学会射击，就投入战斗，就牺牲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手的装备都是更好甚至是当时最现代化的装备，而且相当长的时间里，数量也占优势。又由于有政府、没政府，以及根据地的得失，许多人看到红军、八路军来了，就跟着走。从兵员征集开始的诸多非正规性和不确定性，无名烈士多，也就顺理成章了。
就无名烈士的比例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东北抗联应是最高的。白山黑水间有许多烈士陵园，却极少有抗联烈士的坟墓，许多时候连用手捧座雪坟的机会都没有。没人知道他们忠骨何处，只有大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