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喜欢《红楼梦》，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不仅把自己比作小丫头紫鹃，还放出大话，说中国称得上红学家的只有两个半，一个是俞平伯，一个是他自己，还有半个是郭沫若。抗战时期，昆明有家小饭馆，虽然规模不大，但老板也附庸风雅，取了个“潇湘馆”的馆名。本来，人家饭馆爱取啥名取啥名，又不碍谁什么事，可是吴宓知道后，立即火冒三丈。林妹妹的潇湘馆，岂容人如此作践？如果只是生气骂个娘也就算了，他偏偏把这当成了一件正经事，火急火燎地跑到饭馆去和老板理论，要求人家必须改名字。这不是莫名其妙找碴儿吗？好好的馆名，老板当然不愿改。见协商无果，吴宓急火攻心，二话不说，抡起手杖就是一通乱砸。虽然最终“潇湘馆”三个字不能再高高悬挂，但他也赔了对方不少银子。
闻一多对古诗词颇有研究，他教学生古文时，是一句一句地讲，一个字也不含糊，还旁征博引，生怕学生听不懂。讲解一篇《天问》，他居然四易其稿。别人都觉得不能理解，一篇古文而已，用得着像参加科考似的精益求精吗？要是每篇古文都这样讲，那还不得累死？更离谱的是，就是这一篇不长的《天问》，他居然在课堂上整整讲了一学期。整个学期，除了《天问》，别的什么也没讲，其讲解的详细程度，可见一斑。学期完了也不考试，就让学生就《天问》作一篇报告。
苏步青虽然是位数学家，却很擅长写诗。有一次，一家报社向他约稿，他就寄去了自己刚写的一首七律诗。按说诗稿交出去就没事了，可苏步青却一直还在琢磨那首诗，琢磨来琢磨去，他忽然发现，诗中有一句的意思表达不太清楚。其实这个小瑕疵未必有人在意，但是苏步青却万分忧心，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向自己的学生谷超豪教授征求意见，谷教授也觉得应该作些修改。于是，苏步青马上给报社编辑写信，并将改过的诗一并寄去，还要求对方退回原稿。那几天，他一直坐立不安，生怕编辑没收到他的信，让原稿见了报。直到原稿被退回，他那颗忐忑的心才彻底安定。
这种较真，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迂腐，然而，正是因为善于较真，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都当作了不起的大事来处理，才让他们在众多学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让人顶礼膜拜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