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灭夏后，汤王为安抚民心，发布了《汤诰》。诰中，汤王自我警示：“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据说，这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罪己诏”。所谓“罪己诏”，就是帝王的检讨书。而自古君王不认错，可见，一国之君的检讨书，是个稀罕物。
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发布“罪己诏”的皇帝是汉文帝。当时，连续几年收成不好，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汉文帝忧心忡忡，写下检讨：“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汉文帝多次与丞相、列侯商议，并广开言路，从善如流，“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其实，天灾是常态，但古人受认识限制，把它与人间祸福联系起来，也就有了“天谴”、“神怒”之说。天子引咎自责，自然不足为怪。不过，高高在上的帝王能解民倒悬之时，倒也可贵。与汉文帝一样，汉宣帝、唐宪宗、孝文帝、宋神宗等都写过类似的检讨书，缘起虫害、地震、火山、日食等，不一而足。
检讨书里，心情最为沉重的大概是汉武帝。汉武帝风险继位，掌握大权；用贤变法，尊王攘夷；大战匈奴，出使西域……也算雄才大略，功业辉煌。可他大造宫室，挥霍无度；巫蛊狱兴，株连甚广；穷兵黩武，横征暴敛；迷信方士，求仙炼丹……痛定思痛，他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决定“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种自我反思的理性与自我否定的勇气，还是让人称道的。唐玄宗、晋武帝、宋徽宗、明思宗等人也因视贼为宝、举国选美、听信谗谀、官场腐败等人祸而自悟己非，强烈自责。
写检讨书，姿态最高的当是唐太宗。贞观二年，闹了小灾，唐太宗坐卧不宁，于是发誓：“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爱民如此，令人叹服！臣子党仁弘“为人所讼，赃百余万”，按当时律法，应判处死罪。唐太宗却心存偏袒，从中干涉，之后，又悔悟不已：“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违法，吾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他还在检讨书里自定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这样一来，既为法律维护了尊严，也为臣民树立了榜样，从而促进了社会稳定。
帝王检讨，也不是口头说说，纸上写写，很多还有行动，如道歉、减膳、避殿、大赦等。这样做的积极意义还是有的，一来归咎于己，以示诚实；二来笼络人心，安定局面。如果帝王果真迷途知返，重整旗鼓，前景还可能一片光明。例如，由于叛军所逼，唐德宗仓皇逃亡，途中颁发一道《罪己大赦诏》，情真意切，士卒感泣。上下一心，动乱很快就给平息了。
当然，帝王写检讨，有的出于真心，有的迫于无奈，几分实意，几分作秀，恐怕只有帝王自个儿有数。像清世祖顺治皇帝，少年亲政，在位十年，多次罪己，触及灵魂，临终之际，还留下一道遗诏，全面列举了自己的14条罪状，实属亘古第一人。顺治皇帝虽然英年早逝，却初创了清王朝走向强盛的新局面。而明朝崇祯皇帝也数次检讨，自缢前还在痛悔：“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积重难返，气数已尽，明朝必然覆灭。所以，崇祯的检讨，再诚恳，再到位，也是隔年的春联——没用处。
编辑手记
历史是一面镜子，承载着太多深思。让我们的思绪，丝丝缕缕，更多的是在反思历史的过往。帝王写检讨，真心也罢，作秀也罢，真正能体味出其中悲喜的只会是老百姓。然而，作为后来者和普通人，我们更希望历史的掌舵人多一点实干，少一点悔恨——于古于今皆有共同的意义。
也许百年之后，当我们的子孙后代翻开历史的画卷，将目光回移或穿越到那数百年前的那个王朝、那个时代，他们也会浮想联翩，感慨万千：这是怎样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