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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检讨书”

商灭夏后,汤王为安抚民心,发布了《汤诰》。诰中,汤王自我警示:“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据说,这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罪己诏”。所谓“罪己诏”,就是帝王的检讨书。而自古君王不认错,可见,一国之君的检讨书,是个稀罕物。

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发布“罪己诏”的皇帝是汉文帝。当时,连续几年收成不好,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汉文帝忧心忡忡,写下检讨:“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汉文帝多次与丞相、列侯商议,并广开言路,从善如流,“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其实,天灾是常态,但古人受认识限制,把它与人间祸福联系起来,也就有了“天谴”、“神怒”之说。天子引咎自责,自然不足为怪。不过,高高在上的帝王能解民倒悬之时,倒也可贵。与汉文帝一样,汉宣帝、唐宪宗、孝文帝、宋神宗等都写过类似的检讨书,缘起虫害、地震、火山、日食等,不一而足。

检讨书里,心情最为沉重的大概是汉武帝。汉武帝风险继位,掌握大权;用贤变法,尊王攘夷;大战匈奴,出使西域……也算雄才大略,功业辉煌。可他大造宫室,挥霍无度;巫蛊狱兴,株连甚广;穷兵黩武,横征暴敛;迷信方士,求仙炼丹……痛定思痛,他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决定“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种自我反思的理性与自我否定的勇气,还是让人称道的。唐玄宗、晋武帝、宋徽宗、明思宗等人也因视贼为宝、举国选美、听信谗谀、官场腐败等人祸而自悟己非,强烈自责。

写检讨书,姿态最高的当是唐太宗。贞观二年,闹了小灾,唐太宗坐卧不宁,于是发誓:“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爱民如此,令人叹服!臣子党仁弘“为人所讼,赃百余万”,按当时律法,应判处死罪。唐太宗却心存偏袒,从中干涉,之后,又悔悟不已:“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违法,吾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他还在检讨书里自定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这样一来,既为法律维护了尊严,也为臣民树立了榜样,从而促进了社会稳定。

帝王检讨,也不是口头说说,纸上写写,很多还有行动,如道歉、减膳、避殿、大赦等。这样做的积极意义还是有的,一来归咎于己,以示诚实;二来笼络人心,安定局面。如果帝王果真迷途知返,重整旗鼓,前景还可能一片光明。例如,由于叛军所逼,唐德宗仓皇逃亡,途中颁发一道《罪己大赦诏》,情真意切,士卒感泣。上下一心,动乱很快就给平息了。

当然,帝王写检讨,有的出于真心,有的迫于无奈,几分实意,几分作秀,恐怕只有帝王自个儿有数。像清世祖顺治皇帝,少年亲政,在位十年,多次罪己,触及灵魂,临终之际,还留下一道遗诏,全面列举了自己的14条罪状,实属亘古第一人。顺治皇帝虽然英年早逝,却初创了清王朝走向强盛的新局面。而明朝崇祯皇帝也数次检讨,自缢前还在痛悔:“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积重难返,气数已尽,明朝必然覆灭。所以,崇祯的检讨,再诚恳,再到位,也是隔年的春联——没用处。

编辑手记

历史是一面镜子,承载着太多深思。让我们的思绪,丝丝缕缕,更多的是在反思历史的过往。帝王写检讨,真心也罢,作秀也罢,真正能体味出其中悲喜的只会是老百姓。然而,作为后来者和普通人,我们更希望历史的掌舵人多一点实干,少一点悔恨——于古于今皆有共同的意义。

也许百年之后,当我们的子孙后代翻开历史的画卷,将目光回移或穿越到那数百年前的那个王朝、那个时代,他们也会浮想联翩,感慨万千:这是怎样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