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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之前富二代一点也不炫富

我最喜欢的作家塞林格是一位“富二代”。他的父亲索尔白手起家,身为犹太人,做起猪肉生意。塞林格出生时,他家住在纽约西113街500号,后来搬到百老汇3681号,再搬回晨边高地(MorningsideHeights)——最后搬到上东区的公园大道,东91街,公园大道1133号。这个地址变化可以看作是索尔财富的变化曲线。拿北京话来打比方,他终于住进了朝阳公园附近的豪宅。

1940年3月,霍夫曼公司被指控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索尔·塞林格正是该公司的副总裁。独断专行的父亲总假装自己凡事都规矩体面。然而对于他过于敏感的儿子而言,这桩不当行为却具有揭示意义。

塞林格曾说他的父亲是一个“骗子”,他被父亲送去军校,送去波兰学杀猪,但他一直想当一名作家。

1944年9月,霍夫曼公司放弃抗辩,支付了罚款。那时候,塞林格正在欧洲作战,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作品。

在《瓦瑞翁尼兄弟》中,那个商业化的兄弟对他更具艺术气质的兄弟做出了肯定,“因为在读你写的书时,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音乐”。军旅生涯能丰富一个作家的内心,塞林格常说,一切不需耗费力气的事情都是平庸的。

瓦尔特·本雅明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本雅明喜欢收藏旧书,一生都在写作。

在《柏林童年》中,他有这样一段回忆——在那些早熟之年,我开始知道“城里”不过就是一个能买东西的剧院,我父亲的金钱为我们在商店柜台、店员助手、镜子和母亲品评的眼睛之间开出一条道来,我们站在那里,穿着“新衣服”,仿佛它是一种耻辱,我们的手像肮脏的价格标签从袖子里向外窥视。

这个从小就对商业表露出敌意的孩子,后来研究了一段时间的“商品拜物教”。

历史学家这样描述本雅明所代表的一些“富二代”——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许多犹太家庭中,具有天赋的儿子反抗其父亲的商业利益,这些父辈大部分被布尔乔亚的成功同化。

儿子们为了在精神对抗中建立起一个相反的世界,便激烈地塑造着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未来。苛刻的父亲关心着生意,而超俗的儿子关心着不怎么有利可图的纯粹精神上的事情。

如果按照这个抽象的父子对抗的描述,卡夫卡也算是“富二代”。他的父亲是一位屠户,后来有了一家商号,过的是中产阶层生活。父亲强悍,有进取心,儿子软弱,一辈子都想当“儿子”。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判决》就是对父子关系的描述,儿子奥尔格顶撞父亲,父亲判他跳河自尽,于是儿子奥尔格真的去投河了。卡夫卡的父亲的确如此专断,经常嘲笑卡夫卡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卡夫卡对父亲既有愧疚又有恐惧,一辈子都害怕担负责任。

不妨引用一段《卡夫卡传》中的描述——这个成年人将避免确定社会目标和做出社会决断,为了可以不必走出他的儿子身份这个背阴处,他从不长久地离开父宅,不结婚,不建立家庭,不积攒财产,不谋求普遍意义上自己的生计。

卡夫卡的社会身份听从不断否定的法则——否定责任、职业和角色存在——仿佛他在试图遵循那种消失逻辑,那种只有死亡才显示出的消失逻辑。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儿子”——永远的童年。

这三位没有出息的富二代,塑造的哲学和文学,后来的确为世人所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