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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1949年

1949年,对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无论是留还是走,都意味着选择一种新的人生走向。

清华大学浦江清教授没有走,因为抗战时期拖家带口、呼爹喊娘的迁徙之苦,犹在眼前,无法忘怀。喘息甫定,又来一次疲于奔命的逃亡经历,怎敢想象?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也不想走,我的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情形。我在南方也无可立足,母、弟在沪(上海)、松(松江),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样的近。假如我到台湾或广东,反而与母、弟失去联络。”

逻辑学家金岳霖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不用考虑家庭,他不走的理由,同他的性格一般率性。他说:“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国学大师梁漱溟从没想过要离开故国。他后来回忆:“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哲学家冯友兰也没有走,他在危难之时接掌清华大学教授会,肩负起“护校”的重任。他说:“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而且,他还劝告身边的人:“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领导好就拥护。”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最终也留在了大陆,因为他对旧政权已经彻底绝望。对于一个腐败的党,一个无能的政权,有什么理由继续跟着它呢?

陈寅恪被“抢救”到南京后,终究也没走。他觉得自己与政治绝缘,只要能避开战火即可。陈寅恪体弱多病,双目不明,友人陈序经为岭南大学校长,欲聘他去教书。他也就没有踏上去台湾的船板。

对于钱钟书与杨绛夫妇而言,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他们,但他们依然留了下来。后来,有人问杨绛夫妇为什么不出国,杨绛说:“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逃跑,只是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尽管知识分子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心态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抉择,不仅关乎个体生命的存亡,更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存废。无疑,他们的留下,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弦歌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