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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背后的潜意识

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晚清三大中兴名臣,三人同朝为官,为人处世和行事风格却大不相同。曾国藩立功立德立言,处世圆融,严于律己,近乎完人。李鸿章善于投机钻营,适应能力极强,左右逢源,太后喜欢他,洋人也喜欢他,屡战屡败,依然屹立不倒。曾国藩和李鸿章都特别会做人,谙熟官场潜规则,不轻易树敌。左宗棠却是个直性子,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敢于直言,动不动就得罪人。曾国藩权势如日中天之时,别人都想方设法攀附,左宗棠却几次上书弹劾他。先不说弹劾的理由是否充分,这种做法就犯了官场大忌,在潜规则盛行的晚清官场,左宗棠简直就是另类中的另类。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形象地揭示了当时的官场风气。左宗棠痛恨腐败,不愿同流合污,这样的性格,按说根本无法立足,更别提有所作为。他却官至一品,而且始终受到重用。凭什么?两个字:能力。别人做不到的事,他能做到,离开他就不行。

左宗棠是举人出身,40岁才步入仕途,大器晚成。1852年,左宗棠在湖南巡府张亮基身边当幕僚,展示出过人的才能,很快就得到重用。张亮基对他几乎言听计从,大事小事都交给他去办。半年后,张亮基离任,左宗棠随之失业,回家赋闲。当时国内民变四起,新任巡府无力控制局势,只好三顾茅庐,又把左宗棠请了回来,局面才逐渐稳定下来。“国家固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即由此而来,此话固然有夸张成份,却也说明了左宗棠不可替代的实干能力。那时的左宗棠,还不是正式编制的大清官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师爷。

1864年,新疆暴发武装叛乱,中亚浩罕国的阿古博乘机入侵,沙皇俄国和英国也趁火打劫,都想利用和控制阿古博,借机侵略中国。晚清政府无力顾及边疆危机,几年时间,阿古博侵占新疆大部分地区,沙皇俄国侵占了伊犁。国土沦丧,左宗棠忧心如焚,毅然上书,主动请缨收复新疆,却遭到李鸿章等人反对,并由此引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

“海防”就是海上防御,“塞防”指的是边疆陆地防御。李鸿章的理由是:“海防”重于“塞防”,国家财政困难,应该把有限的财力用于“海防”,即使耗费巨资收复了新疆,也是毫无价值的不毛之地,得不偿失。左宗棠针锋相对,坚持寸土不让,强调“海防”与“塞防”并重,此时海上并无战事,正是收复新疆的大好时机。争论持续了数月之久,清政府最终采纳左宗棠的意见,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左宗棠已年近古稀,抱定必死之心,命部下抬着自己的棺材随军前行。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西征军士气高涨,所向披靡,一举收复新疆。

“一生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左宗棠死后,有人为他写了这副挽联,评价恰如其分。论处世技巧,他不如曾国藩,论权谋手段,他不如李鸿章,左宗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实干,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只要能力足够强大,何愁无用武之地?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实干之人,即便黑暗如晚清官场,不搞潜规则,照样建功立业。如今,研究曾国藩的人越来越多,总想找出成功的捷径,却不愿苦练本领,无异于舍本逐末。

失败的人更愿意相信潜规则,或者说潜意识中希望潜规则存在。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失败而苦恼,而是为失败后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而烦恼。有了潜规则,就不必为自己的懒惰而自责,不必为失败感到不安,再也不用仰视那些成功者,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潜规则吗?潜规则是包治百病的安慰剂,就像《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含笑半步颠”,吃下去会让你心情舒畅,然后乐呵呵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