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大美天成，通六书之变，乃仓颉造字之智。之后，约定俗成，规范一体，却也存有俗体字、异体字之率性。为审美需求，书写当间，一字未妥，删改再三，或有笔画增减、挪让之随意。若是题作匾额，勒石镌刻，竟成错字之景，往往附会出许多的故事来。
康熙得位，年仅八岁，既长，闻父出家五台山，遂以礼佛为名，五上五台山，悄然打听父皇下落。某次，行至灵鹫峰菩萨顶附近，遇一仪表非常之僧，便与之搭讪，僧自称“八乂”。下山后其顿悟，“父”字上下拆，不“八乂”乎？迅即上山再寻，“八乂”早已不见踪影。其后为此处题写牌坊时，便有意将“灵峰胜境”中“峰”字下的“丰”，少写一横，以喻父子缘薄，人生多憾。
杭州西湖“花港观魚”碑，也是康熙题字，“魚”下则少了一点。据称因其笃佛，追慕好生之德，题字时以为“魚”下四点有火之疑，不甚吉利。汉字里，三点为水，四点为火。鱼遇火必凶，遇水方生。仁言何如仁心之诚，对于帝王尤如此。
“蘇隄春晓”碑同为康熙御笔。“蘇”“隄”二字皆异。“蘇”字草头之下，却是“鱼”右“禾”左。附会说法是苏东坡好食鱼，吃鱼时，若侍者置于左，则可将整盘吃尽，东坡乃左撇子，故康熙故将“鱼”写于右，以示崇敬。“隄”字则把“土”旁改“耳”旁，一解“耳”与苏堤地形似，一解苏堤上可耳闻六声云云。实则，“鱼”写于右，乃“蘇”之俗体字，史料中更无苏轼左撇子之记录。而“堤”与“隄”同，“阝”为“阜”，非“耳”也。
康熙于承德“避暑山庄”牌匾，“避”字“辛”处，下面多加一横，以示江山更为稳固。
西湖湖心亭上，有“虫二”镌刻，为乾隆下江南时题写，寓意“風月无边”。此典出自褚人获《坚瓠集》：“唐伯虎题妓湘英家扁云：‘风月无边。’见者皆赞美。祝枝山见之曰：‘此嘲汝辈为虫二也。’湘英问其义，枝山曰：‘风月无边，非虫二乎？’湘英终以为美，不之易。”此二字，刘延桂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移镌于泰山。
蓟县独乐寺“报恩院”牌匾，由咸丰题写。其在“院”字“完”处，少写一横。其解为佛家有报“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四重恩之说，此恩一生报不完，故“完”字不可笔全。
杭州西湖畔岳飞墓前照壁上“精忠报國”四字，由明人洪珠题写，其中“國”字少写一点，寓意靖康之难后，皇帝被虏，国已无君，也有江山尚未收复意。
曲阜孔府大门处“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联，为纪晓岚所作。其中，“富”字顶无点，寓“富贵无顶”，“章”字“早”处一竖通顶，寓“文章通天”。
西安碑林入门碑亭上的“碑林”两字，相传出林则徐之手。虎门销烟后，林被革职戍边伊犁，路经西安，书此两字。“碑”字少一撇，喻示其丢乌纱帽后的暗淡心境。此匾是否林则徐所题，有待考证，但宋之后的“碑”字，才有了此一撇，却是事实。
扬州大明寺平山堂有“风流宛在”匾额，系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题写。其“流”字少一点，而“在”字又多了一点，劝谕风流少一点，实在多一点。
旧时，“天地君親師”牌位上的五字，写法均有讲究。“天地”二字写得宽，取天宽地阔意；“君”字下面的“口”须封严，喻君子一言九鼎，不可随意开口；“親”字“目”处不得封严，谓亲不闭目；“師”字不写左旁上方之短撇，谓师不当撇。
不可一概而论，其中有乱解者，也有有意者，难以分辨之。有意者，或避讳，或寓意，或游戏，或趣味。无论何意，这类榜书碑匾，凝重洪量，皆水墨淋漓，元气充满，一笔一划，意态纵横，俯仰之间，绰有余裕，结字俊秀，类于生动，幽若深远，气宇融和，在当时即有相当水准。因了增减挪让之不同，此类碑匾格外引人，久而久之，依样跟学，碑匾之上，若无几个异字，似不成其为碑匾，如此，也就有了用心用意、专望人目之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