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经常听大人们总念叨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其实，这只是那个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引子
1900年8月16日，（光绪二十六年7月20日）八国联军攻到了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北京城可就乱开了。第二年，有一个叫璞尔生的丹麦商人，趁“庚子之乱”擅自把自己在天津租界里经营的电话延伸到了北京，私自在城里和东交民巷架设电话线路，并在东城船板胡同设立了“电铃公司”。这就是北京最早出现的电话，是外国人经营的。
丹麦商人的电话业务对当时清廷已经开办的电报局业务冲击很大。顿时激起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部分洋务派的极力反对，堂堂大清国的通讯主权怎么能让外国人经营呢？
其实早在璞尔生擅自经营北京电话的前两年，也就是1899年11月19日，清政府督办电政大臣盛宣怀已经向光绪皇帝上奏了奏折，主张大清国应该独立开办电话业务。那会儿把电话称为“德律风”。盛宣怀上奏的奏折这样写道：德律风“创自欧美，于电报为支流……入手而能用，着耳而得声，坐一室而可对百朋，隔颜色而可亲声，其始可达数十里，……中国之有德律风也，自英人设于上海租界始，……西人眈眈逐逐欲攘我电报之权利而未得，不早补救何从？”（这份奏折现在可以在北京电信通讯博物馆看到复制品，全文只有491个字）
光绪皇帝做了回复：“电话归电报局兼办，以电报余利为推广电话之需。”任命大清电报局总办黄开文兼任电话局总办，在北京试办电话局。1903年5月，架设了北京城内大臣住宅与颐和园之间的电话线路，同时，筹设北京八旗军营和万寿山窦营的电话。
马厩里诞生了
中国第一个电话局
1904年1月2日（光绪二十九年11月15日），由清政府钦准的中国第一个官方部办电话局终于诞生了，据说当时安装了一台100门磁石式人工电话交换机，老北京的电话局发展史就此开始。奇怪的是大清官办的第一个电话局竟然在东单二条，租用清朝大学士—翁同的8间马厩开通的。
如今，东单二条翁同的住所早已踪影皆无，留在人们记忆里的这座东单街口的牌楼，还会让人们想起那段往事。据专家描述，老北京第一个电话局就在今天东单路口西北侧，东方广场的位置。就说虽然当时的电话局只安装了一台100门电话交换机，但是完全可以满足需要了，因为当时主要开通的是各部衙署、朝廷大臣以及亲王官邸的电话。
此时，丹麦商人璞尔生擅自经营的“电铃公司”，在国人一片声讨声中经营规模越来越小，经过协商，1905年3月23日，清朝政府以5万两白银收购了“电铃公司”，并入大清北京电话局南苑分局网络。
随着电话用户的不断增多，原有的北京电话线路已经不够用了，到了1904年12月电话容量扩大到800门。1905年6月，位于西单西斜街玉皇庙的电话西局建成，西局安装了磁石式人工电话交换机300门，服务范围为皇城以西、以北地区。1908年电话交换机容量达到了1900门，因为用户数量还在不断增加，1911年2月开通了电话南局，安装1500门磁石式人工电话。服务范围主要是北京外城的用户。随即开通的还有电话东局，安装1500门磁石式电话。东局服务范围是皇城以东、以北地区。此外，设西苑挂甲屯分局，专为供奉“皇差”。
慈禧控制光绪的
秘密武器
尽管光绪皇帝主张在北京开办电话业务。但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一直长住在颐和园，就是不准在皇宫里安装电话，宫里不敢违背懿旨，皇宫里一直没有安装电话。可是到了1908年8月，慈禧太后忽然特别准许给光绪皇帝设立了一部专用电话。这个时候，光绪正住在中南海，专用电话一直接连接颐和园，说是专备上用，殊不知，这条专线是慈禧为了指挥灵便，控制和监视光绪的行踪设置的。
慈禧不准在皇宫里安装电话，据说是因为“架杆立线”会影响皇家的风水。所以慈禧死了以后，她的灵柩需要移到清东陵的时候，北京电话局只好把东华门、北池子、东直门一带沿途的电线杆都临时拆除了。
紫禁城里有过电话局
1910年4月（宣统二年２月），慈禧太后的侄女隆裕太后打破了“皇宫不得安装电话”的禁令，在紫禁城设立了6部专线电话。安装了一台10门小型电话交换机，这是中国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皇家电话局，电话主要连接紫禁城里的建福宫、储秀宫和长春宫等住所。
现在来这里参观的游客重温着中国电信百年渊源历史的同时，往往会好奇地拿起这台古老的磁石式电话和远方朋友通电话。
日历翻到了民国，结束了长达三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帝制，民国政府保留了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帝尊号，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1921年民国政府为已经下台的溥仪在养心殿的墙上安装了这部磁石电话机。
老北京的电话往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京百废待兴，党和政府首先着手发展电信事业，1953年选定了北京西单北大街路西作为北京电话局新址。建国之初，北京的电信事业发展很快，电话不再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也不在只是服务于机关单位，逐步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方便没装电话的老百姓，北京26个邮政支局里相续安装了公用电话。但是，由于当时的电话线路少，通讯资源还有限，来打电话人比较多，经常会有排队的现象，老百姓还是感觉不太方便。
马季的相声《打电话》就是讽刺个别打电话不自觉的人。可是，这位打电话不自觉的人，打电话时间长了，他就不怕多掏钱吗？这个你不用担心，最初的电话不是按通话时间来收费的，而是通一次话收一次费，按照打电话的次数收费。
电信专家告诉我们：那时候打电话不按照时间长短，是按照次数收费。电话用户打得越久越划算。
现在您在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演示：拨打电话，交换机就会发出一串齿轮转动的声音，交换机齿轮开始转动，然后铃音响起；通话结束放下听筒后，主叫电话相应的计数器自动往后跳动一位，记录下这次通话。
传呼电话不赚钱
“不赚钱干吗开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百姓的通讯工具主要还是依靠传呼公用电话，传呼公用电话遍布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可谓“凡有井水处，皆通公话”。那时候的传呼电话，显著的时代烙印，就是电话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传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一直保留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
那会儿的传呼公用电话一般设置在街道或者胡同里面。委托胡同里的小商店或者居委会代办。公用电话设置在谁家，称为传呼公用电话委托户，能为辖区的居民服务那是一种荣誉，绝对不能以盈利为目的。通过公用传呼电话的传接，传递邻里之间水乳交融的亲情。公用传呼电话一律按电信局规定的统一价格收费，需要找人的传呼电话可酌情加收传呼费。
怎么收费？当时打一次电话是５分钱，时间以３分钟为限，超过３分钟就算第二次收费。传呼电话极其透明，毫无隐私可言，传送电话是一毛钱。
会有我们多少回忆？
这里特别要说一说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公用电话亭。这个公用电话亭1983年设立，那可是不一般，不仅在北京，而且从全国来看都是独一份。据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职工回忆：这个电话亭热闹是热闹，就是不挣钱，以至于后来值守的职工干脆单独开了个问路窗口，义务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指路，当然更没法收费。
如今，当初那些值守的老职工现在大都已经过世了，但是在当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却流传至今。
那会儿的值守人员特意把邮政信箱号码的地址详细地记录在一个本子上，再特意的写上相应的电话号码。经过这多年来，这个小本子翻了又翻，不知道帮多少人通过它，找到了亲人。后来问路的人多了，值守职工又准备了小纸片和铅笔，有问路的，就把乘车路线详细地写在纸上。遇到不识字的，干脆就把人领到车站，告诉人家坐几站在哪里下。
这个电话亭后来还配备了开水；遇到特贫苦的人，打电话基本上是分文不收。电话簿翻烂了就再换上新的。总之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刚下火车的外地人感到了北京的温暖。
114的“背号状元”
提起北京电话114查号台，恐怕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不知道的电话号码只要问一下114，话务员就会很快帮你查到你所需要的电话号码。可是你要知道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电话在没有实现微机自动程控以前，查询电话号码都是由人工服务的，电话号码全靠话务员的脑子背，由于话务员基本功过硬，常常是脱口而出。
据说在这里工作的每个话务员必须熟记1500个常用号码。有的“状元”能一口气背出4000个电话号码。在北京电信通讯博物馆我们发现了这台曾经在五六十年代服务于千家万户的114查号台。114查号台其实就是一排非常简易的工作台、工作人员分坐在两边。在这里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这本不知道多少话务员翻阅过的厚厚的电话本簿厚厚的电话簿，换了一本又一本，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了！
进入９０年代北京电信业发展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从马季的相声《打电话》描述的尴尬，到如今满街的靓女俊男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手机，随意打电话。从装电话花5000元初装费还要排队，到如今电话宽带装进家，电话随意打……，电话已经完全成了老百姓生活中的寻常物件。
但是，那个年代关于北京电话的故事，留给人们的却是一段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