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中国的统治，是少数蒙古贵族对众多的汉族及其他民族进行的残酷统治。元朝最高统治者，把社会上的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西域的少数民族）、汉人（黄河两岸的人）、南人（长江流域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四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几乎都用蒙古人当第一把手，其次是色目人。汉人、南人无论文化多高，能力多大，只能处于最下层。元代各部大臣，多由吏（小官）进，并不由科举选拔，而省一级的长官，皆由蒙古贵族世袭，所以蒙古贵族尚在儿童，便可当封疆大吏。
元朝各级官员视贪腐为常态，世祖忽必烈时，就专用聚敛之人为丞相，如用回族人阿合马为他征税。这个阿合马沿袭一些少数民族落后的征税办法，事先确定国家一年税收总额，然后由各级官吏或富人承包，承包人只要交足规定数额，余下的归他自己所有，所以承包人想方设法制定赋税名目，甚至死了人也要交税，数年之间税收以数十甚至上百倍增加，肥了承包人，苦了老百姓。
在元朝，各级官吏相见，下级向上级送礼毫不遮掩，视为天经地义。比如：下级初见上级要出“拜见钱”，上级向下级索贿叫“撒花钱”，逢年过节下级向上级祝贺叫“过节钱”，生日送礼叫“生日钱”，上级给下级分赃叫“常例钱”，旧官去职新官上任有“人情钱”，向犯人索贿叫“赍发钱”，打官司要交“公事钱”，官吏到了富足之地，可得多一点实惠，称“好地分”，把钱捞到手叫“得手”。总之，在元代几乎无官不贪，想清正为官都是很难的。元代许多民谣，形象而真实地反映贪官污吏的丑恶。比如：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元代的高官和地方长官吏，只是当官享清福，处理日常政务就让一些小吏去干，只要能敛得钱财，那些小吏便有了政绩，可步步高升。所以，基层的小吏，权力相当大，作恶无所顾忌，只要打点好首长和上级，杀人越货，在所不辞。基层政权叫社，50家立一社，社长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搜刮民财。元初，尚知在地方设义仓储粮备荒，到后来义仓都变成了空仓。当时的温州地方有一首民谣是这样传唱的：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地方官）多，一日打三遍，不反待如何！
那些在地方政权任职的蒙古官吏，还效仿上级随意强占民田，然后变民田为牧场，牧场里的牲畜越界到民田吃青苗，百姓只能忍耐，不能反抗。从地方小官到朝廷大官，家家都有汉人做奴仆，多则上千人，地方上的官吏与百姓形成尖锐的对立。有一首《醉太平小令》这样写道：“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怒。人吃人，钞买钞（元末用新钞换旧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官逼民反，老百姓也用秘密的白莲教团结受压迫民众进行反抗！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在治黄的水利工地上事先埋好一座独眼的石人，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谶语，不费大力便把千百万百姓动员起来。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