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乃唐太宗的治国之本，也正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所在。
唐太宗最大长处是善于和人相处，得人之盛。然而，问题也就来了，唐太宗爱才，其部属有不少是从敌对阵营投诚而来的，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人向唐太宗建议，要把官吏队伍中的异已分子清除出去。这回唐太宗犯难了，谁是异已分子呢？来人马上献策，让唐太宗组织一批人伪装成谋反的、贪污的，分别同大臣们接触，引诱他们上钩，这样就可以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
来人说的口沫四溅，唐太宗脸色却越绷越紧，最后断然拒绝道：“我不能这样做，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异已分子，同时也让我失信于天下，将来大家都怀疑我搞阴谋手段，上下相疑，再没人肯讲真话，国家如何达到大治？君主行诈，却要部下正直，岂不是源浊而望流清吗？”因此，唐太宗郑重声明：“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
国家的权威不是靠高压和威吓手段来树立，而是靠法律与制度的公正和严明来保障的。中国古代有个坏传统，就是所谓的“治乱世用重典”。所谓的“乱世用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规定加重刑罚，甚至屈打成招，形成疾风暴雨的态势，既失法律的信誉，又让万民看出执政者的无能。
唐太宗提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的原则，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人，而在于禁止邪恶和触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却要做到“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这就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