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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过的房屋就像小火车

在我有记忆之前,我们家没有房屋,父母先是带着姐姐,而后又添了哥哥,到处租人家的房屋。

父母租不起整幢的房屋,只能租一个偏僻暗窄的小房间,全家人合睡一张床。我出生之后,一家五口挤一张床。夏夜,父亲热得睡不着,就坐在屋门口看星星。

后来父母买下了一座旧瓦房,对我而言那是记忆开始的地方。

旧瓦房大门朝东,临街的铺面用木板隔出一小半,作为姐姐的闺房。这间铺面曾经租给一位女裁缝,五十来岁,镶着金牙,身上永远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女裁缝要做生意,来不及做饭,就跟我们家一起吃。一天我从外面回来,也不洗手,掀开饭锅盖子就抓冷饭吃。女裁缝吓了一跳,从此就置了一套锅碗,跟我们家分开吃。

姐姐閨房的西边是父母的卧室,靠着板壁有一排很老很结实的柜子,父亲把杉树枝藏在柜子后面,到了我和哥哥犯错误的时候就拿出来打我们屁股。兄弟俩知道杉树枝藏在何处,却并没有把它扔掉,因为父亲很少打人。那天因为什么事,母亲冤枉了我,我找出杉树枝塞到母亲手里,气恼地说:“你打吧!”母亲说:“你错了,我还不敢打你?”我更加愤怒,就脱了衣服,这下母亲反倒迟疑了。

父母的卧室西边是火落,煮饭的小灶在这里,熬潲的大灶也在这里。这里还是吃饭的地方,有水缸、饭桌和橱柜,挨北墙还有一方小小的天井。

下大雨的时候,天井里挂下成排的檐水,父亲说“成了水帘洞”。下大雨,旧瓦房到处漏,我们就到处摆着盆子、桶子,叮叮咚咚好不热闹。

火落西边是草楼,楼上堆着晒干的稻草,楼下是我和哥哥合睡的床。我喜欢爬到草楼上去玩,在稻草中钻来钻去。有一次,我从草堆里找到母亲埋藏的花生,用蛇皮袋装起来的。我天天去吃,把花生壳留在袋子里,在袋底掏个洞口,伪装成老鼠偷食的样子。那天母亲要炒花生,到草楼上打开蛇皮袋子一看,立即骂我“偷吃婆”。我嫁祸于老鼠。母亲说:“你哄哪个呢?老鼠不会把壳掰开两半,只会把壳咬碎。”

我们那里有个“风俗”,夏天到家门口吃夜饭。因为天气热,屋里蚊子多,那时候又没有电扇,也没有电视可看,屋里实在待不安稳。到家门口吃饭,街上有凉风,邻里可以聊天,简直是一种享受。每到吃夜饭的时候,一只大老鼠就从我们家屋檐底下沿着两根平行的电线爬过街道上空,去造访对门周木匠家。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跺跺脚、拍拍巴掌、叫喊几声吓唬吓唬它,次数多了,见它每天准时过“索桥”,我们就预备一根竹竿,等它一上桥就用竹竿打。我们怕打断电线,缩手缩脚,老是打不中。“索桥”秋千一样在空中摇晃,老鼠吓得叽叽叫,就是掉不下来,最终还是有惊无险爬过去了。

住在旧瓦房还有许多趣事,比如麻雀会在瓦缝里做窝,孩子们乳牙掉了要扔到屋顶上,有时候也把田螺壳往屋顶上扔,爱听那清脆的滚动声。

姐姐出嫁之后,我们家把旧瓦房卖掉,买下生产队的牛棚以及牛棚前面的坪地、牛棚后面的菜地,在坪地上建新瓦房。新瓦房是“搭垛”的,就是出一点钱,借用邻居家的一堵山墙,这样我们家只砌一堵新山墙就够了。上梁那天,照风俗要撒粑粑,放炮响,吸引好多人来观看。两个女人指着新山墙,交头接耳地说:“山墙歪的……”我仔细一看,真是歪的!我爬到施工架最高处,让一块碎砖贴着新山墙坠落,落地点离墙脚有两三寸远。我担心新山墙不安全,天天观察,幸好新山墙并没有继续倾斜的迹象。

新瓦房竣工了,这是一间有木楼的铺面房,楼下放一张床,属于父母;楼上放两张床,属于我和哥哥。父亲用边角木料做了一张简陋的方桌,放在楼上靠窗的地方,带着羡慕说:“你们有书房,还有书桌,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为了鼓励我和哥哥读书学习,父亲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书房”窗子两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在新瓦房住了没几年,哥哥结了婚,要分家了,父母又买了一块地,造第三座房屋。

第三座房屋是平房,比起瓦房要气派多了。铺面十分宽敞,正好安下我们家的小小米线作坊,屋顶就是晾晒米线的好地方。铺面进去是楼梯间兼厨房,再进去是两间卧室。屋后还有一个小院,水井、猪栏和菜地都在这里。然而,自从住进了平房,父亲就迅速变老了。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右手抖动不止,右腿微跛,走路迈着小碎步,像是慌张赶路的样子。这是帕金森病,很难冶愈。我用力握住父亲的右手,想让它安定下来,却感觉到它热得发烫——肌肉深处,看不见的血管里头,涌动着勃勃的力量,那是病魔在作祟。

父亲去世后,我成了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每当想念父亲,三座长长的房屋就像三列小火车从记忆深处呼啸而至,车上有父亲、母亲、姐姐、哥哥,还有我。父亲是车长,母亲是乘务员,三姐弟是有时淘气有时乖的乘客。我们五个人,虽然有过各种吵闹,心底却有同样的愿望,旅途要平安,幸福是终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