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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

身着西装背心,嘴里叼着香烟,不停地坐在床沿修剪指甲,然后起身,披上西装,整理下衣袖,在昏暗的灯光下,数着一大叠钞票,再抽出一张餐巾纸,折成手绢模样,插入左侧上衣口袋,最后用梳子对着镜子梳理头发。看了下腕上手表的时间,拉灭床头灯,离开阁楼……

这是电影《阿飞正传》尾声,梁朝伟最经典的一个镜头。梁朝伟身着西装的模样也嵌入人们记忆深处,久久无法忘怀……

西装是名副其实的舶来品,其结构源于北欧南部日耳曼民族服装。法国贵族菲利普从渔民服饰获得灵感,与一班裁缝潜心研究,设计出敝领、少扣,既便于行动,又保持传统服装的庄重。于是,今日所谓的“西装”便应运而生。数百年来,欧洲上流社会对男士西装极为讲究,因为它代表了穿着者的品位、格调与财富,正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的台词所说的那样:“尽你的财力购制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炫新立异,必须富丽而不浮艳,因为服装往往可以表现人格;法国的名流要人,就是在这点上显得最高尚,与众不同。”卡夫卡曾在日记里记下面对裁缝,选择西装时的尴尬与纠结:“当我听说,还要裁剪出西式服装坎肩,而且还得穿上一件上浆的硬衬衫时,我几乎对我的力量变得有信心了,因为这样一种穿法必须拒绝。我不想要这种式样的西服上装。……当我后来一直羞愧地躲避,没有说明,没有愿望地听任量体裁衣并试穿时,裁缝在理解上就更加产生惊疑了。”

中国第一套西装诞生于清末,由“奉帮裁缝”为民主革命家徐锡麟所制作。历史算不得长。难怪张爱玲感叹:“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另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常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然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是北京、南京,抑或上海、广州那样的繁华都市,政商名流和文人骚客如宋子文、顾维钧、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光甫等,均以着西装为一种时尚与风潮。梁实秋腹笥深厚,对西装自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美学标准:“做裤子的材料要厚,可是我看见过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穿夏布的装裤,光线透穿,真是骇人!衣服的颜色要朴素沉重,可是我见过著名自诩讲究穿衣裳的男子们,他们穿的是色彩刺目的宽格大条的材料,颜色惊人的衬衣,如火如荼的领结,那样子只有在外国杂耍场的台上才偶然看得见!大概西装破烂,固然不雅,但若崭新而俗恶则更不可当。所谓洋场恶少,其气味最下。”

不过,那时候也有人对西装嗤之以鼻。林语堂在《论西装》一文里说:“在一般青年,穿西装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在追逐异性之时期,因为穿西装虽有种种不便,却能处处受女子之青睐,风俗所趋,佳人所好,才子也未能免俗。至于已成婚而子女成群的人,尚穿西装,那必定是他仍旧屈服于异性的徽记了。人非昏聩,又非惧内,决不肯整日价挂那条狗领而自豪。在要人中,惧内者好穿西装,这是很鲜明彰著的事实。”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如林语堂者,竟会对西装抱有如此深刻的偏见。

但是,像林语堂那样鄙视西装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听父亲讲,旧时候的上海,但凡有头有脸的人,总要置办几套西装。据说,做两套上等英国呢三件套西装,或许要花费一两黄金的代价。即便是写字间低等职员,起码也要备上一套像模像样的西装。因此,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不同层次西装店林立。高级定制店通常服务周到,店内装饰典雅。当客人走进店里,伙计鞠躬欢迎,奉上咖啡或茶,寒暄之间,需察言观色,从只言片语中了解顾客喜好,以便作恰如其分的推荐。做西装,选料为首要工序,按《上海赋》:“那时独尊英纺,而且必要纯羊毛……夏令品类派力斯、凡力丁、雪克斯丁、白哔叽等;冬令品类巧克丁、板丝呢、唐令哥、厚花呢等;春秋品类海力斯、法兰绒、轧别丁、舍维、霍姆斯本、薄花呢等。”选完料,就决定要商量西装款式。“三件头、两件头、独件上装,两粒钮、三粒钮,单排、双排,贴袋、嵌袋、插袋。还要商量夹里,半里、全里、羽纱……”然后,便是量尺寸。伙计量尺寸并非简单记录下一组数据,而是要根据客人不同身材,对固有尺寸進行弹性处理,以弥补身材之缺陷。最后一道工序是试样。伙计给客人试样时,通常“手捉划粉,口噙别针,全神贯注,伶俐周到,该收处别拢,该放处画线,随时呢喃着征询你的意见。其实他胸有成衣,毫不迟疑。而你,在三面不同角度的大镜前,自然地转体,靠近些,又退远些,曲曲臂,挺挺胸,回复原状,并腿如何,要‘人’穿‘衣’,不让‘衣’穿‘衣’。这套驯衣功夫,靠长期的玩世经验,并非玩世不恭”。

所以,一件定制西装,绝非普通商品,而是如同竹刻、紫砂茶壶、缂丝、青花瓷一般,是一件无法复制的珍贵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