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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得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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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

我父亲是警察,我母亲是老师。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区,附近有很多剧场、茶馆什么的。我父亲有时候要执勤,就把我放在剧场里,时间长了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第一次说相声是九岁左右,就是说着玩。那时候还喜欢挂着胡子扮包公,被小朋友叫作“老头秧子”。

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唯一的爱好就是相声,从小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扑克,台上说相声,台下琢磨相声。

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当时脑子里也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十六岁。待了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就回去了。有一年的春节,我碰到了当年全总文工团的老团长。跟老团长吃饭的时候,他一脸愧疚,再三敬酒。我跟老团长说,您不用这样,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这不是谦虚,回想当初,我只是比不会说相声的好那么一点点,离开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进北京。

1994年,第二次进北京,漫无目的,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待了十几天就回去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栅栏。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塌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儿住下来,一晚上十八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里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刺鼻的一股脚臭味儿。我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想一场挣好多钱,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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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后来住过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兴……哪里便宜就去哪里,经常没钱交房租。有一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的一个小区,交不起房租,房东在外边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我挺乐:不仅吃到了维生素——大葱,也补充了碳水化合物——面条。

那时候,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当时我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桥上面。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一尺宽。我扶着栏杆,借着车的光亮往前走,身边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呼啸而过。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哗哗的,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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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某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摄影师跟我说:“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相声要死了你承认不?”我说:“我不承认啊!”他说:“你证明给我看。”我说:“我证明不了给你看。但凡有能力,还来做综艺节目啊?”那时候我也很纳闷,怎么办呢?难道这门艺术真的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南城的一个茶馆,看见一帮孩子在茶馆里说相声,说着玩儿。我坐在那要了一壶茶,太感慨了。我是奔着这个来的,从小学的也是相声,现如今我因为相声困在北京了。看见他们说相声,心里不是滋味。总去听很快就熟悉了,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我也是说相声的,他们就让我也说一段。说了一段,打那儿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其实那茶馆也不挣钱,在墙上贴了一张纸,听相声、听评书两块钱一位。那段时间,对我后来把相声带回剧场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刚回到剧场的时候,观众不熟悉,我就立了一个规矩,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有一天,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说一个单口相声,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到半截,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老先生停下来看着他不说话,他也不好意思,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继续听老先生说相声。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指着他说,你要好好听相声,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后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时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在广德楼演出,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下午场散了,卖了十几张票,把票钱拿过来,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儿,给大伙买盒饭。吃完盒饭,一起拿着竹板站在门口,呱唧,呱唧,呱唧,听相声了。顶着风,顶着雪,站在那儿喊,拉观众。真的有一两个人进来了,赶紧有人往后台跑,穿大褂上台说相声。我愿意干这个,所以,我不觉得苦。我也想找别人跟我一块儿干。但是谁会跟我一块儿干呢?这是一个不赚钱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来了两天就走了,有人因为不赚钱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坚持了下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了穿红的来了挂绿的。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回头看我得感谢那段岁月。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又何况一帮说相声的呢?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终于我们也看见了花团锦簇,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话。

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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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很多书,唱过很多戏,唱过很多大鼓,写过很多电视剧……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各种故事我说了很多。帝王将相、风流才子也好,家私万贯也好,清官也罢,赃官也罢,千百年来这些故事到头来几乎都是不停地反复,宋朝的故事跟明朝的故事是一样的。我不敢说把世事看多透,毕竟岁数还小,但经历的事很多。人是不会变化的,无非就是朝代不一样,年代不一样。都看开了,也就这点儿事。别跟自个儿较真儿。

我养了一只蝈蝈,蝈蝈装在葫芦里,叫得很开心。有人指责我,这么狭小的空间,把它放到广阔天地多好。但是放出去它又会被冻死,到底冻死还是关在葫芦里?人活一世很难,我不做这些事有人骂我,做这些事也有人骂我。这些都是别人的事和我无关。我一张嘴劝解不了所有的人,小人也要活着,所以我释然了。而且现在岁数也大了,也不像二十来岁三十出头的时候火气那么旺,老去解释,大可不必。人生在世就是让人笑笑,偶尔也笑话笑话别人。

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没有多少人,开心就笑,不开心待会儿再笑。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今年我四十岁,我很希望一路走下去,到八九十岁我跟于老师还能站在舞台上说相声,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那时候我们都老了,我这头发估计也都掉没了。于谦老师也是一脑袋白头发,白头发烫成卷儿,跟喜羊羊似的。大幕拉开,两个老人相扶着走到台上来,那心情得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