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喜爱旅游，且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驴友”，其旅游行为和“旅游观”，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人，也影响到现代很多“驴友”的出游理念。
“巡游”——
代表“驴友”：秦始皇嬴政
作为封建社会的始皇帝，嬴政开创了古代中国帝王“巡游”式旅游先河。嬴政生前很喜欢巡游。《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嬴政称帝10年间，曾有过5次巡游活动，尽管其目的并非单纯游山玩水，而是“以示强，威服海内”的色彩更为强烈，却开创了旅游、安邦兼顾的一种帝王“巡游”的旅行模式。
为方便外出巡游，嬴政在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即大搞交通建设，在国内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驰道”，大大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嬴政的巡游，几乎遍及当时的整个中国。当然，其巡游都带有政治目的。如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的“东巡”，实为镇东南的“天子气”。嬴政进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远行，并死于这次旅途中。
这之后，嬴政开创的巡游模式几乎成为一种制度，历朝皇帝都曾身体力行。如汉武帝刘彻，在当皇帝的50余年内，外出巡游多达30次，仅“游泰山”就有7次之多。隋炀帝杨广更是热衷巡游，他“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为了旅行和漕运方便，还开凿了水上交通动脉“京杭大运河”。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一个酷爱出游的人，在位时曾“六下江南”，从北京乘船，沿大运河游遍南方。
“出国游”——
代表“驴友”：张骞
中国古代第一波“出国游”出现于秦汉，东亚的日本、朝鲜，西亚的阿富汗、伊朗等国，都曾留下中国旅行家的足迹。
东去日本的代表是徐福，他以为嬴政寻找“不老药”为名，带着数千童男童女东渡。虽然《史记》上没有他去日本的确切说法，但很多日本人相信此事不虚，在日本甚至还有一座“徐福墓”。
在汉代“出国游”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张骞。他曾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两次被汉武帝刘彻派遣，出使西域、西亚诸国。
自此之后，中原与西域，乃至与阿拉伯、埃及的交往日益频繁。这条由张骞首先打通的道路，在19世纪70年代被欧洲人命名为“丝绸之路”。
“学术游”——
代表“驴友”：司马迁
在中国古代，文人大多都喜欢旅游。他们旅游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长见识”，即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旅游行为可归结为“学术游”或“考察游”。
古代中国“学术游”的带头人，当首推司马迁。他在《史记·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
司马迁游历的路线图大致是：从都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境内），经河南南阳，在南郡（今湖北江陵）渡长江，到达当时长沙国的汨罗江，凭吊诗人屈原后，溯湘江而上，考察了传说中舜帝南巡时去世并安葬的九嶷山。
之后，司马迁东行。渡江北上，到达苏北的淮阴，访问了汉朝开国功臣韩信的故里和封侯之地；再过淮河，抵达山东曲阜，拜谒孔庙、孔墓……项羽、刘邦这些名人故居；最后到大梁（今河南开封），从这里直接返回长安。
司马迁的旅途漫漫，历时数年，成了古代中国“学术游”的典范。此后，“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博采轶事，以广闻见，而质证其所学”，成了古代文人的传统。
在“慨然欲遍历九州”的信念下，古代文人只要有条件，无不游历天下，因此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旅行家。如北朝人郦道元，足迹遍布中国境内的大江大河，写出了著名的《水经注》，也成就了“地理学家”的美名。与郦道元齐名的明代人徐霞客，同样是“志在四方”，不避风雨虎狼，遍访名山大川，写出了著名的《徐霞客游记》。
“山水游”——
代表“驴友”：谢灵运
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与现代概念较接近的旅游——“山水游”。
魏晋人崇尚旅游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分裂，政治风云多变，不少人为避祸，便寄情于山水之间。当时流行玄学，玄学重自然之美，认为“山川质有而趣灵”，强调山水的怡神寄情作用。
王羲之、谢灵运、陶渊明、“竹林七贤”等，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游”的热衷推广者与力行者。
王羲之少年时曾到洛阳旅行，中年时更钟情山水。其著名书法作品、“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实际上是其“游山玩水之作”。
谢灵运一度参军从政，看到官场的险恶，遂“称疾去职”，投身于自然。从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任上辞职回到故乡会稽（今浙江绍兴）后，谢灵运经常头戴“曲柄笠”、足蹬木屐出行，登山临水、亲山近水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宋书·谢灵运传》中是这样说的：“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他还特意设计出一种“登山鞋”，称为“康乐屐”：这种木屐上山去掉前齿，下山则去掉后齿，穿此屐登山如履平地，后人称之“谢公屐”。
需要说明的是，“山水游”在唐代达到了最高峰，李白、杜甫、王之涣、王勃……都有脍炙人口的山水佳句。最为经典的，当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里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诗句意境旷达，极富哲理。由此可见，古人旅游已经“游出”了一种非凡的境界！